4月14日晚，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下称纽交所）前副总裁、伽利略国际顾问公司创始人兼CEO Georges Ugeux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并指出，广州与深圳、香港对比，同时具有商贸、制造及金融三大因素；企业债市场将会是广州的机会。

　　他进一步把广州与迪拜对比，“若迪拜能做到，广州有10倍的竞争优势去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再论穗港深定位

　　《21世纪》：你在呈交广州市政府的方案中，提到了一系列广州的优势，广东省的经济规模为广州的金融行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珠江口150公里的范围内，同时拥有香港、深圳、广州三个定位重叠的城市？

　　Ugeux：香港长期以来作为离岸金融中心，深圳某程度上是按照香港的模式发展而来的。再仔细看，深圳并没有显著的商贸和制造业，是纯粹的金融中心，而广州则不同，同时具备这三大因素，特别是有大量的国际商贸活动。在大众看来，广州已经是金融中心，只是未必是国际性的——在银行业，有大量的金融机构活跃于广州，在企业层面，有很强劲的企业组合，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广州便尝试在IT、电信和科技等企业服务业获取更大影响。

　　当前不在香港和深圳发展的产品，可以在广州发展，比如大宗商品。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目前广东高达82％的融资行为由银行贷款产生，固定收益和股权融资比例相对较小，企业债市场基本不存在，这会是广州的机会。

　　在交易层面，气候变化、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均是机会；此外，广州的外汇兑换较其它国内城市规模更大；还有保险业的天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

　　比迪拜优越10倍

　　《21世纪》：但企业债市场目前缺乏温度，恐怕不是广州所能解决的，此外，评级机构在中国活动的受限，也让人民币债券获得海外投资者信心显得困难重重，你如何看？

　　Ugeux：中国在企业债问题上的困难，是与人民币的兑换问题相关的，人民币若不能自由兑换，外国投资者始终无法对在中国国内购买企业债放心，因为这会产生汇兑损失的风险。我认为这起码会是个5年的计划，来解决所有相关的问题。

　　至于评级机构的话题，是个潘多拉之盒。这不在于企业债评级，而在于中国的主权评级。看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后，你或会疑惑，中国与保加利亚享有同样的主权评级正常吗？我认为对中国的主权评级是彻头彻尾的殖民思维。你能相信纽约对世界的观感吗？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我更不相信这是合法的。这不单是主权评级的问题，评级公司的决定还影响了中国国际化大公司的海外债权融资。

　　《21世纪》：你将迪拜与广州相比较的提法，你认为这是合适的比较吗？

　　Ugeux：我自1976年就到访中东，结论是，当GCC7国均想做某样事情的时候，家人和敌人的辩证性在此地区尤为明显。卡塔尔比除阿布扎比以外的阿联酋酋长国有更多的钱，而阿布扎比只有石油，此外什么也没有。何况相较如何建设一个真正的金融中心这个话题，阿联酋的酋长与英女王讨论赛马的热情恐怕更高。随着迪拜的陷落，广州的优势将更为突出，因为迪拜没有内在，那是个沙上的资本市场，他们构筑的是全新的市场，但却没有任何内在支持。广州却相反，长时间拥有实质性的内在，只是欠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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