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被需要”的移居者

　　自我的需求，“二线”城市的崛起，让筑梦“二线”成为一种必然

　　本刊记者/张蕾

　　进入2010年，全国楼市“涨”声愈烈。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超大城市里，原本就买不起房或还债还得辛苦的人们，掀起一波“回乡”的热议。

　　《中国新闻周刊》联合腾讯网所做的网络民调显示，房价高企在人们对大城市产生厌倦的因素中，居高不下。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连同房价在内的高昂生活成本，作为主导因素，持续浇灭着外来青年们在一线城市奋斗终身的梦想。

　　“北上广”难觅幸福，去“二线”筑梦就会成为某种必然。

　　人生的战略转移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坚决反对劝说“蚁族”撤离大城市的说辞，他认为，落后的经济结构促使我们的城市对白领的需求并不旺盛。但如果“北上广”这样的城市都容纳不下白领了，哪里还需要？所以，“蚁族”的坚守是经过权衡之后的较优选择，毕竟这里还有就业的机会和上升的可能性。

　　但这种选择规律并不适合有经验的白领，因为有之前工作的基础，他们退回二线城市的生活并不艰难，相反有可能受到重用，获得更大的提升空间。与其在一线城市忍耐房价挤压、环境不堪和事业上升瓶颈，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

　　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彭光芒撰文指出，“精英撤离大城市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下的都市生活有悖于知识精英内心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人们创造了都市，但反过来却被空气的浑浊、噪音的烦扰、交通的拥堵、物价的昂贵、信息的泛滥、人际关系的隔膜、生存竞争的残酷所累，内心焦虑、无力、无助。

　　“这样的生活与知识精英的内心理想相去甚远，与理想的价值追求相互抵牾，他们不仅感到身心疲惫，而且感到缺乏尊严和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对当下生活的意义提出怀疑。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则不得不选择逃离。相比大都市的喧嚣浮华，中小城市则宁静得多。”

　　类似的认知在发达国家也有过。美国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思.M。约翰森研究发现，2000至2005年间，美国有160万人从都市迁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们已经厌倦了时尚潮流和物质虚荣，家庭生活的乐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价值。他们迁居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小城市治安稳定、交通方便、房价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气中休闲娱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也认同，“退居二线”不是“败逃”，称之为“战略转移”更准确，是理性的选择。无论是从白领个体还是从国家人才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转移都是符合国家政策和个人需要的，值得肯定。

　　二线的人才渴求

　　“大城市人才济济，所以他们不把人才当一回事，但二三线城市确实当回事，能赋予实实在在的任务，放在关键岗位上，给好多优惠政策。” 夏学銮举例说明二线城市对退居精英的渴求：“像杭州，招纳天下贤才，比如拿出十万做安家费，创业基金名目繁多；而且杭州这样的城市也很宜居。还比如大连。大连沙河口区每年有300万的创业扶植基金，立项之后就可以得到8万的创业基金，无偿给你的，人才回去以后又有技术又有项目又有资金，大有用武之地。”

　　像杭州、大连这样的省会或副省级城市，通常是精英们筑梦“二线”的落脚点。这里虽不及北上广的根基雄厚，资源丰富，但这里的发展潜力和势头则让有冒险精神的人产生开拓的欲望，这里也能提供接近大城市或者至少远远优于小城市的发展平台。

　　根据招聘网站前程无忧发布的统计数字，2009年年底各区域企业招聘需求，非一线城市颇有亮眼之处。例如，在长三角经济圈内，“杭州、宁波的企业职位需求节节攀高，尤其是杭州，民企的招聘需求几乎占到半壁江山，而杭州的大型民企和有实力的民企成为招聘主力，各院校、医院等的招聘需求也逐年趋稳”。又如，“天津市也在环渤海湾经济的刺激带动下，2009年的招聘需求有显著提升，全年发布职位数均有良好攀升表现”。此外，昆明、郑州、福州、重庆、成都、西安、济南、大连、沈阳等地，较之2008年在招聘职位方面都是增长的状态。

　　在一线挤压、二线渴求的双重作用下，就不难理解，2009年年中的“个人跳槽意愿”调查中，选择非一线城市的求职者比例为24%；到年末，愿意选择去非一线城市的求职者比例上升为31%。

　　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彭光芒认为，这些离开大都市的人会带走都市文化的印记，将把强势文化的印记传播到文化相对弱势的地方去，为这些中小城市带去一些新的气息。

　　夏学銮认为，这些移居者的行为，会使迁入地“为之一振”：“不要说他们带去先进的东西，就是新分子的加入就会改变组织生态，新的关系的介入会改变原来的消费结构、人际关系。况且，他们又是高知的白领，带去一些大城市的先进发展理念和先进的技术，会促进当地的发展，对当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疏通社会经络

　　新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跟户籍制度的变革以及市场经济的放开息息相关。

　　节点出现在1992年。此前，受户籍限制和计划经济调配需要，人口流动较少波澜，整体的城市化进程缓慢。1992年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在中国土地上涌动起来，基本的走向是农村流入城市，小城市流入大城市。

　　社会人员的流动对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学者孙立平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

　　然而，相比发达国家较为缓慢的城市化进程，我们的急行军遭遇了众多大大小小的问题，人才在大城市过于集中甚至出现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而中小城市和农村则陷入少人可用的困局，为地区发展加速的能人就更少了。

　　地区间的差异必须存在，但差距过分拉大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整体退步，人们的生存质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趋势》中提到，发达地区的人才、技术、资金向落后地区转移是现代化大趋势之一。

　　“现在白领就是适应社会发展大趋势的要求自动地选择退却或转移，虽然有点晚，但对缓解大城市人才拥挤没有用武之地有明显作用，对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明显的作用。”夏学銮说。

　　良性的迁移能起到疏通社会经络的作用，但如果有经验的白领走得太多，“对(迁出城市)产业的质量是有影响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说。

　　不过，从目前的情形判断，“大规模的转移，在中国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如果)大家都觉得很动摇的时候房地产就崩了。”张鸣说。

　　夏学銮也认为，目前退居的现象不太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相互流动或者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还是一个主要趋势，但出现的回流这一社会现象，的确值得注意和研究。” ★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