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周飙

　　泰国旷日持久的政治僵局，在本月10日发生导致21死800多伤的暴力冲突之后，开始显露了转机：12日，选举委员会判定执政的民主党非法收取政治献金事实成立，决定向宪法法院提交案件并建议解散该党；随后，陆军司令阿努蓬建议解散下院提前大选；原本基础脆弱的阿披实政府，看来已撑不下去了。

　　这一结果，并非泰国五年来政治乱局的终结和走向政治稳定的出路，相反，它将是通往更多或许也更严重的动荡的道路上的又一个台阶；如同2006和2008年的两次政权更迭一样，这次变故仍是对街头抗议的正面响应，尽管这些更迭都以政治腐败为名被披上了司法的外衣，尽管军队的态度都在关键时刻一锤而定音，但难以否认的是，它们都是对街头政治的奖励，差别只是，上两次奖励的是黄衫军，而这次则是红衫军。

　　正是前两次奖励，使得红衫军这次有如此的热情、决心和耐久力来组织一次次的马拉松式抗议，而他们的收获，将在未来激励更多的组织和党派从街头寻求他们的政治果实；司法系统会继续屈服于街头压力而做出政治性裁决，而军队为了化解街头僵局也将被迫屡屡在镇压和顺应之间做出选择，它将把泰国越来越深的拖入动荡的泥潭。

　　1997年的新宪法被认为是泰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它把选举制度从此前的复数选区制改为了80%单数选区加20%比例代表的混合制；复数选区制让小党派有很多生存机会，因而泰国长期以来像意大利一样党派林立，内阁更迭如走马灯，其间更夹杂着频繁的政变来突破僵局。

　　他信领悟到了新选举制的含义并做出迅捷反应，1998年组建泰爱泰党，并在2001年的新宪法下首次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这是泰国现代史上首次一个党派近乎赢得简单多数，在吸纳和联合三个小党之后，他信掌握了2/3多数并组建了史上第一个完成任期的内阁；4年后，他更以3/4的多数赢得第二次大选。

　　空前的选举成功给了他信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和执行力来推行他的政策，而企业家天赋也为他的工作注入了活力和效率；他信赢得选票的方法简单而干脆：向最大的人口集团派发看得见摸得着的果子，给农民低息贷款和3年还贷延期，给每个村庄一百万铢发展基金，30铢看一次病的全民医保，公立学校管理权下放给村庄。

　　这些方法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泰国农民迅速成为他信死党，从他们在他信下台后所表现历久不衰的拥戴、忠诚和执着中可以看出，福利政策的果子一旦派出，是多么难以收回，福利主义大门的背后，是一条有进无退的单行道。

　　尽管他信的政策常被评论家称为民粹主义，但其实他并不是民粹主义者，而更像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派果行动只是建立牢固票仓的手段，而不是基于某种社会主义理念；在不直接涉及农民利益的经济政策上，他信其实非常自由主义，他大力推进国企私有化，热情推动自由贸易，任内完成了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学校下放和教师脱离公务员体系也是市场取向的改革。

　　派果子的功效，每个政治家都心知肚明，但他们往往会被赤字、债务和纳税人的抵制捆住手脚，他信的幸运在于，1998年金融危机后强劲的恢复性增长、旺盛的出口需求和充裕的国际流动性，让他避免了财政困难。

　　他信利用修宪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机会完成建仓，这一惊人成就难免招来各派传统势力的嫉恨：压倒性多数提供了牢固的执政基础，使得国王和军队的传统干预权丧失了合法性，面临退出多元权力结构的危险；抢先派果用掉了大量财政资源，提高了选民的要价门槛，同时却使其他党派未来的福利许诺难以获得财政支持，可以想象在野党们是何等恼怒和尴尬。

　　表面上，扳倒他信、沙玛和颂猜的，即将扳倒阿披实的，都是腐败和舞弊指控，然而，这些倒阁努力的成功，并非在法庭上通过诉讼而赢得，每次都是街头或军事压力已大山压顶，法庭才顺水推舟；这清楚的表明，泰国的各方政治力量，尚未学会通过法律途径、按某种稳定的规则解决问题，或者说，那里并不存在足以取信各方的程序化解决机制；结果是，选民总是等不及下次选举便急于更换政府，而反对党总是等不及法庭判决便急于拉人下马。

　　泰国的经历，给了我们关于宪政的许多启示：宪政需要多元权力的相互制衡，但仅此并不足以确保宪政建立，如果各方力量在互动中不能遵守规则，混战仍难以避免；良好的选举制度可以消除党派结构的散乱飘浮，却未必能避免轮番推倒重来的拉美式动荡；如果政府被用作财富重新分配和派果子的工具，会凭空制造出顽固的群体对立和相应的政治动荡，这是党派制衡本身所无法避免的，必须由独立的宪法性约束机制来加以避免，而后者才是宪政得以建立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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