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祝乃娟

　　近日，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赵明钢呼吁公众要树立正确的用血观念，能不输血的时候就不要输血。赵明钢说，尽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来保证血液的质量和安全，但是血液的使用终究是有风险的。

　　这绝非虚妄地推卸责任，人类对于血液的认知确实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是由于某种不可抗因素造成的，比如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毒的检测都是有窗口期的。

　　很多国家都经历了混乱的有偿献血时期，然后逐渐转向无偿献血，才慢慢保证了献血和用血的安全。无偿献血在很多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都很普遍。中国也如此，中国主要是由血站处理采集来的血液，经过检验处理后供医院使用。目前，无偿献血中，献血人在献血之前要当场做相关血液检查（例如检查乙肝，梅毒和艾滋）。另据国家规定，对于采集来的每份血液标本都要进行二次检测，但是对于用何种试剂并无规定，血站可自行决定。但无论是采用进口还是国产试剂，都不能完全避免一些病毒窗口期干扰检验的准确度。

　　尽管其中可能潜藏风险，但在很多关键时刻，输血拯救是必要的。于是，医院在为有需要的病人输血前，一般都会要求病人家属签“现在医疗水平有限，输血过程中可能染上艾滋病、乙肝等病症，医院概不负责”的条款。这一直是社会上备受争议的话题，医院坚持认为这是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因为医学并无百分之百的确定性，且医院给病人所输之血来自血站，其中的风险或许医院也难以自控；而病人则认为这不公平，如果出了事，病人只能找医院负责。于是，国家《临床输血技术规范》规定，医院给患者输血前需对其进行乙肝、丙肝、艾滋病等检查。无疑，这种“逆选择”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犹如世界各国因为有恐怖袭击的存在而规定飞机禁带液体。在这里，极少人群的不当行为令整个社会的整体成本整体提高了。

　　并且，这种社会成本提高也未必能够完全给人们带来安全。恐怖袭击改换方式依然零星地有所发生，而用血安全也常令人惶恐。但是，以较高的社会成本来防范此类风险，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在经历911事件后，其本土加大了反恐力度，近年来在美国本土并未发生过血腥的恐怖袭击。就献血而言，中国也正以严格的姿态保障血液安全。事前控制风险主要在于要求血站对血进行两次检查，以及对不合格血液的正规处理，并确保血站不私自以血谋利。这些在1997年颁布的《献血法》里均有相关规定，各地也都出台了献血条例等地方法规。事后也有相关惩罚规定，比如2008年两高公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采供血液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于非法采供血液等刑事犯罪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无疑，中国的规章制度是比较全面和严格的（一些地方也拒绝同性恋者献血），关键在于执行。

　　然而，只有这些还不够，只有制度惩戒与人的自觉因素相结合，才能降低社会面临的整体风险。这就需要加大相关知识普及，这就犹如一架已经起飞的飞机，机组人员都会告诉乘客自觉地关掉手机，以确保飞行安全。世界上没哪一家航空公司会把所有乘客的手机都暂时没收以保安全，因为在保障安全与公民权利之间有一个“度”，所以，很多风险最终是依赖公民责任感来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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