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韩洪刚2010-04-15 00:21:57 第74期

　　访谈嘉宾 夏业良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国土地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

　　时代周报：目前，虽然民间包括媒体对高房价，已经批判了好多年，但是官方在正式表述中，总是说“避免房价过快上涨”之类的话。你怎么看待这一状况？

　　夏业良：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面，房价总体是向上走的，无论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来遏制房价，最多只是短期地抑制或者是停止大幅攀升，但绝不会下降，稍微等到风头一过，就会再继续上升，所以说这里面存在问题。

　　在要素市场上，土地不能进行自由地交易，不能体现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产权交易关系，再加上地方政府把土地作为自己的生财之道，其中还有大量的腐败行为，所以房价高企的局面得不到根本的改变。虽然政府也觉得房价上涨过多，老百姓怨言很多，对它形成了压力，但是政府并没有拿出些根本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的土地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其突破口就在小产权房。现在已经建设了大量的小产权房，也不可能说国家采取一个严厉的措施把这些小产权房全部铲除，那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破坏，所以说可能最终会被迫地承认小产权房的合法性，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有人关心50年或者70年以后的产权，在我看来，其实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么久远，我觉得中国的土地私有化，应该是在15年左右后就能够到来，当然这个到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伴随着中国的制度变革这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到来的。

　　时代周报：除了产权问题，在中国，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等曾经一度被视为抵抗高房价的药方，但现在公众对此颇有怨言，认为这些房子都到了体制内，“局外人”根本不可能分享。

　　夏业良：对，有很多拿到房子的并不是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我在2004年就提出坚决反对经济适用房。只能建廉租房，廉租房是没有产权的，而且廉租房的规格也不应该高，就是要条件差，要不然的话，人家还去租什么呢？只有没有办法的人才会去租，有办法的、条件好的根本不会去跟人家抢这个廉租房去租。中国的房价问题，不是一个表面的价格问题，它背后隐藏的是一些没有得到解决的制度性问题，尤其是土地产权问题。

　　保障房制度早晚要取消

　　时代周报：刚才你提到反对经济适用房，我就想到最近一个新闻报道，说公务员享有内部价，周边房价已经三四万了，部委的内部价就4000元，他们说这是吸引很多的青年去考公务员的一个原因。据了解，经济适用房，公务员拿到的比例非常高。

　　夏业良：这其实就是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单位分配模式，虽然出了一点钱，但是这点钱跟市场差距非常大。比如说国家发改委，他们前不久又盖了一批房子，他们拿到的价格是3000元左右，实际上，那个地段按现在的价格已超过3万，所以说只要10%的价格，他们就能拿到产权。而且他们不少人，早就已经不止一套房子了，而是好几套房子。

　　这个所谓的“保障房”制度早晚要取消，真正的保障就是政府为那些没有办法获得住所的人，提供一个栖身之所，大量地建廉租房，它的租金由政府补贴。而至于能不能买得起房，几代人才能买得起房，政府没有这个义务去管，说是一定要在一代人时间里面，给每个家庭提供一套体面的住房，如果你还有这种思维的话，那就是计划经济。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政府只要给人们提供了机会，创造了发展的空间，不制造障碍，剩下的都是每个人、每个家庭自己的事情，到底是一代人，还是两代人，到底是住多大、多体面的房子，都是自己的事。

　　时代周报：那么，你觉得目前在住房方面，政府实际上设置了哪些障碍？

　　夏业良：第一，是土地方面的障碍。中国的土地不能自由交易，其实如果土地可以自由交易的话，可以提高土地的周转率和使用率，有很多地方土地荒芜很多年都没有被人利用，转手率很低，对国民财富没有增加。如果放开供给，自由交易，价格不会不断提高，有可能还会下降。

　　第二，是城乡障碍。比如说，城市居民不能够到农村去买地，去发展，这在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规定。有的人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家里还有亲戚，他是城市居民，他为什么不能到农村去买一块地呢？本来户籍制度已经让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有这样一个不同的国民待遇，反过来，它对城市居民又有这样一个到农村买地或者定居的限制，这也是一种非国民待遇。它不能形成对流，农村与城市的这种对流，应该让资源、信息、资本各方面可以共享，能够互相流通，但是它人为地限制了这样一个东西。

　　第三，是对个人集资建房的限制。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政府管得太多了，它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是公民自己自愿的行为，集资建房就是自己的事，如果里边存在着诈骗行为、犯罪行为，你用法律直接介入就行了，如果没有触犯法律，他们自己就按照这个市场经济、合同约定来进行就可以了。但是建筑质量方面必须严格把关，就是政府的有关监督机构、技术审查机构，应该是行使职责，有效地把关。

　　不要过分强调“支柱产业”

　　时代周报：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还是被看做支柱产业，但是，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房地产远远没有制造业和其他的基础性工业重要。在二战后，上世纪70年代以前，很多国家是摒弃加大发展房地产力度的，房地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果，而不是因。

　　夏业良：把它作为一个支柱产业这个提法，可能还是带有点计划经济的色彩，什么东西都是政府觉得重要了，政府来倡导一种产业，然后来带动。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应该来说，房地产业对经济还是有一些支撑和拉动作用的，但是我觉得用不用提出“支柱产业”这个说法不是关键。不要过分地强调了这个产业，假如说你本来有其他的几个支柱产业，你非要把房地产作为第一支柱产业，那可能就是有失偏颇了，但是如果是若干个支柱产业中的一个，我觉得也没什么，也是挺正常的。

　　时代周报：但是现实就是这样，潘石屹也讲，房地产行业得了癌症，吸纳了其他很多行业的大量资金。

　　夏业良：原因不在此，政府倡导是一个方面，更关键的是它的暴利性，因为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长状态，比一般的实业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来讲，人家也愿意。假如投资一个工厂，你并不能保证你的收益那么稳定，你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进行管理和运作，而房地产业一旦把价格炒上去了，就是坐等收钱，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包括不懂房地产的人，都要纷纷进入房地产行业，只要他有一定的官府背景，他能拿到比较好的地块，他就可以做。

　　时代周报：对，包括一些居民，自己有点钱也去买房炒房。现在人们都在批房地产的投机，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投机是没什么错的，关键是要警惕形成这种投机的结构。

　　夏业良：居民怎么做，是他自己的消费，自己的选择。但是作为政府，一个地方的价格疯涨、暴涨，而且跟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不匹配，这样政府就有责任来考虑它的产业结构的问题，看是否有一些泡沫的因素，怎样通过经济政策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或者制定一些风险防范的机制，这是政府的职责。

　　高房价分配人才流动很荒唐

　　 时代周报：北京四环的房价已经突破4万/平方米了，这样，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有办法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买房。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人才排挤的现象，有些毕业生就走向了二三线城市。你觉得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者人才结构后果？

　　夏业良：这种做法是很荒唐的，当然客观上可能也有一些正面效应，但我觉得关键在于中国为什么那么喜欢集中到一线城市，是因为中国老是按计划思维办事，把什么好的项目，什么大的工程全部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包括大学、研究机构都太集中于这样的城市。

　　要想改变这种过于集中的状态，不应靠高房价驱赶这些人才，而是要让他们主动地转移。现在很多地方都建了大学城，把新的校园建在很远的郊区、郊县，为什么不能把大学进行一些迁移呢？与其在郊县建新的校园，还不如到一些二三线城市，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建一些大学。国外很多大学都是在一个小镇上，然后慢慢地把那个小镇带动发展起来，我觉得中国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如果我有决策权的话，我愿意把北京大学迁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上。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目前这种房价高位运行还有哪些危害？

　　夏业良：当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要破灭，破灭会给那些没有抗风险能力的人，造成很大的危机；同时，也会给地方经济带来萧条，引发大面积的贫困和群体性事件；还会让一些人对前途没有信心，很多白领阶层都说自己的工资说起来不少，但是以自己的工资无法在城市里面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住房。大学毕业生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很难靠自己的力量，来购买住房。如果读完硕士、博士，工作十年你都买不起的话，你对工作前景肯定不看好，损害的是社会整体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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