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评论员 李铁2010-04-15 00:18:41 第74期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揽子方案，并未修正以前的失衡模式，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失衡，是用更大的投资泡沫去掩盖萧条。加上货币流行性泛滥，社会财富分配，面临由“哑铃型”进一步滑向“杠铃型”的危险，如此下去，岂一个经济失衡了得？

　　4月11日，2010年的博鳌亚洲论坛落下帷幕，此次年会的主题是“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以此为主题显然是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可持续性上遇到了很大问题。

　　此次论坛上，与会者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尽管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保持了相当的经济增速，但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等经济体缺乏最终的消费市场，长期以来投资增长迅猛，但消费需求低迷，这种失衡的增长模式很难持续。

　　而就在博鳌论坛开幕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此文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其实，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与建设“橄榄型”社会，是当下中国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权力格局，决定了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而中国的这种以政府投资和出口来主导增长，资源分配围绕行政权力来进行的模式，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形成了“哑铃型”的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的萎缩使得内需持续低迷，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更严重的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揽子方案，并未修正以前的失衡模式，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失衡，是用更大的投资泡沫去掩盖萧条。加上货币流动性泛滥，社会财富分配面临由“哑铃型”进一步滑向“杠铃型”的危险，如此下去，岂是一个经济失衡了得？

　　“哑铃”是如何炼成的

　　对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尽管中外的统计结果各不相同，但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已经步入了全世界贫富差距拉大的国家之列。

　　去年，由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发布的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内地的富豪人数已经超越英国，名列世界第四。而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在全球179个国家中排名第109。

　　财政部近期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我们行业的平均工资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在上升。

　　有人将中国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归咎为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并不会造成难以容忍的贫富差距。因为，自由市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开放所提供的机会均等使得人人都有机会白手起家。相反，一个以行政权力做后盾的体制，才会造成真正的垄断，会扼杀公平竞争，继而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

　　美国调查机构曾经做过一个跟踪调查，分析了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在1994-1995年期间，也就是大约毕业15年后的年收入差距。调查结果显示，来自最穷１/４家庭的学生年收入为67490美元，最富１/４家庭的学生为85842美元，差距在20%以内。而美国最有名的富豪：比尔·盖茨、巴菲特以及沃尔顿家族，都是靠自我奋斗，而不是靠遗产或者权力致富。

　　但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悬殊问题，却是由权力过多管制经济资源所致。

　　首先是身份的限制，户籍制度使得广大的农民在起跑线上就输了一大截。

　　其次是许多资源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靠行政权力来配置。在通讯、电力、能源、交通等垄断行业，高收入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垄断部门通过向公众出售垄断高价的服务来获得巨额利润。

　　由于政府对经济有超强控制力，而且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靠近权力就等于靠近财富。这样的体制自然会使得赢者通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只要这种体制继续封闭，差距就会继续扩大。近几年飙升的房价也起到了为贫富差距推波助澜的效果。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描述：没买房的可能永远都买不起车了，而之前买了房的，肯定可以继续买车。

　　危害不仅仅在政治风险

　　一提到贫富悬殊的危害，很多人想到的是不利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而实际上，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政治风险，它对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威胁或许更值得注意。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本来就存在失衡的问题，而任由贫富差距继续发展的话，必将加剧经济的失衡，甚至会使经济发展走入死胡同。

　　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是多年来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先说出口，中国的出口靠什么？就是靠低价。极低的劳动力价格、极低的环境成本、极低的资源价格，当然，还有偏低的人民币汇率保驾护航。既然是低价，出口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和劳动者所获得的利润回报非常微薄。这方面，我们常常愤愤不平，因为我们在产业链的低端，所获得的利润实在太少了，做出口企业二十年，多数企业主都不如房地产老板们的一夜暴富，工人的劳动所得更寒酸，厂妹厂仔不敢奢望能在当地安个家。

　　这些年，政府，特别是一些高一级别的政府，确实是富了。去年，吴敬琏就曾呼吁减税，因为18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了20%。中国的普通家庭，承受着高价格的公共服务、垄断高价、高税负和低廉的储蓄利率，一直在为政府和垄断部门输送着巨额储蓄，这原本应该是属于他们的钱。

　　说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富裕，当然不能不说房地产。4月13日，财政部发布了详细的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基本情况，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增长43.2%；其中用于廉租住房支出187.1亿元，仅占1.5%。高涨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了各级政府的最高效的融资工具。

　　政府手里有了这么多的钱，怎么办？只能投资，上大项目。政府投资，自然也要保证回报。老百姓为政府输送的巨额收入，投资成了铁路、公路、机场，老百姓再用高价去购买这些服务，政府的投资回报就有了保证。

　　政府投资，除了基础建设，其他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和资本密集型领域，在权力的保障之下，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资本所得的部分不断上升，劳动收入所得不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比重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

　　伴随政府富裕的是不断扩张的投资规模。可问题是，生产与消费必须平衡，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日本在1970年、韩国在1991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比印度等穷国55％的居民消费率也要低不少。

　　这就是我们的循环：政府拿的钱越来越多，只能投资形成产能。高储蓄导致高投资，高投资转换成的还是高储蓄，生产那么多，国内居民又没有能力消费，只能出口。如果外部需求增长停滞，我们还能维持这个循环吗？

　　另外，我们的全社会的投资占到GDP的比重一路攀升，1991年的时候只占25.7% ，2008年是57%，2009年达到了67%。很多地方的投资年增长都超过了30%，这意味着两年多就翻一番，明眼人都能看到，这能有多少可持续性？

　　当花草树木都用来炒卖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增长成了政府经济生活的首要任务。如果当时我们采取大规模的减税来保增长的话，将直接有利于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这也会纠正一些中国经济的失衡。可惜，经济资源的配置由权力决定。政府选择了另一条路径，那就是政府主导，用更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去保增长，用疯涨的房价去促进所谓内需。

　　巨额的政府投资对中小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效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相反，却进一步挤压了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成分发展的空间。另外，由于货币超发，房价疯涨，利润来得最快的全是交易性机会，实体经济的钱都被吸引到各种炒作中去了。

　　经济学上有个规律，高收入者更多地关注投资而并非消费，因此，越是贫富悬殊，越会投机盛行，产生资产泡沫。甚至一些原本看起来只可能是消费品的东西，也可能脱离消费品属性，成为资本品，成为炒作的对象。

　　炒房、炒大蒜、炒普洱茶、炒冬虫夏草……当资产价格高企，企业成本居高不下，中小企业被国企巨无霸压得喘不过气，还有谁愿意做实业？

　　没有实体经济，没有中小企业，就没有居民的收入增长。富人们更多地关注投资而不是消费，真正有消费需求的低收入者又不敢消费，这样的增长模式将走向何处？

　　似乎一切都在靠一个信念支撑，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再贵的房价在未来都不是问题，继续增长，我们就将得到一切。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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