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本报记者 王志新 文/摄

　　

在什刹海前海北沿的一处院门口不是竖着一块石碑吗，上头写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会贤堂”等字样，可是曾经进去过的人则是凤毛麟角。

　　几经周折进入会贤堂，眼前的景象让记者大跌眼镜：被临建挤压的过道，只能容得下一个半人通过，横七竖八的后建房将这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常住北京或者常到北京的人很少有没去过什刹海的，特别是每逢盛夏的夜晚，随着阵阵“海风”袭来，这里更成了京城老百姓会友和休闲的天堂。然而，如果提到“会贤堂”，恐怕就算是常到什刹海泡吧的常客也很难说出个一二。细心的人也许会告诉你，在什刹海前海北沿的一处院门口不是竖着一块石碑吗，上头写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会贤堂”等字样，可是曾经进去过的人则是凤毛麟角。

　　“能进去看看吗？”记者对坐在院门口的一位保安问道。“不行，我们这里不允许参观。”保安坚决地对记者说。无奈之下，记者只好出示记者证，让保安跟他们的领导说说。“我们这里正准备腾退，一般不允许外人参观。”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记者的一再好说下，对方终于答应让记者进去简单看看。

　　曾为京城八大堂之首

　　目前，会贤堂是北京八大堂之中唯一保存完整原址、原味的建筑。

　　如果你从会贤堂门口路过，除了路边卖一些文革时期用品的小摊外，能够吸引你的恐怕就是会贤堂朝南的二层红墙小楼，不仔细的人也许会误以为这是居民们为了迎合买卖而特意设计的呢。

　　会贤堂始建于清光绪初年（1875年），占地面积约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原有戏台、瓦房、平房100余间，原是礼部侍郎斌儒的私邸。1890年，山东济南人在会贤堂开设饭庄，门口马头墙上挂“会贤堂饭庄”铜牌，大门门簪上镌刻“群贤毕至”四字。因周边王府众多，辛亥革命之际，这里经常被达官显贵用来举行重要会议或商议军国大事。“五四”运动前后，胡适、鲁迅等不少进步教授著名人士在此聚会探讨新文化运动。当年名伶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王徭卿、余叔岩、尚小云、李万春等经常应邀在会贤堂舞台上献艺。

　　清末民初，北京曾有八大庄、八大楼、八大堂之说，其中楼比庄大、堂比楼大。作为八大堂之首，会贤堂也是八大堂中唯一具备餐饮娱乐功能的场所。但是，自卢沟桥事变后，这里就成了伪满洲国的驻京办事处。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会贤堂作为逆产被没收。1947年，当时的辅仁大学购得会贤堂作为校友聚会的活动场所。

　　1982年前后，辅仁大学校友向有关单位呼吁，要求归还辅仁大学对会贤堂的房屋产权。1992年8月31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确认了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对会贤堂的合法产权。2002年，会贤堂被列为市级保护文物。2008年5月5日，已经无力使会贤堂恢复原样的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挥会贤堂的文物价值，依照“利用社会资金保护文物”的思路，将会贤堂产权出让给天津好时置业有限公司，双方达成共同开发、腾退会贤堂的协议。

　　往昔繁华今不在

　　原先木制建筑的门框和屋檐因年久失修几乎已经辨别不出原来的颜色，有的甚至已经变形。

　　几经周折进入会贤堂，眼前的景象让记者大跌眼镜：被临建挤压的过道，只能容得下一个半人通过，横七竖八的后建房将这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原先木制建筑的门框和屋檐因年久失修几乎已经辨别不出原来的颜色，有的甚至已经变形。因一些居民腾退而拆迁的杂物被仍的到处都是，后建的公共厕所由于已经很久没人打扫更是异物横流，令人掩鼻。

　　由于是中午，记者在这里看到的居民并不多，只有一两个大妈、大爷看到记者陌生，警惕地走出来看看。

　　靠近会贤堂的西侧，原来是会贤堂的旁门，现在是什刹海前海北沿19号院，目前被部队占用，后由部队盖起了两座四层的居民楼，门口倒没有保安把门。走进去，里面的空间也非常狭窄，院中还建起了一处平房，也有居民在里面居住生活。

　　高额补偿之痛

　　目前60%面积的居民已经完成腾退，仍不腾退的仅剩不到400平方米，腾退的主要难点就是居民要价太高。

　　2007年4月，会贤堂与其他17家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起上了北京市文物局的“黑名单”，产权单位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和管理使用单位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均被点名。会贤堂存在的隐患为“古建筑年久失修；用火、用电不规范以及堆放大量易燃物；私搭乱建严重；无消防通道；无消防、避雷设施。”

　　另外，北京市文物局还数次向会贤堂的管理使用单位中国音乐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部门下达“要求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函，以及《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使用单位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由于会贤堂属市级保护文物，因此有关会贤堂的腾退不归我们管。”西城区文化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看到记者的采访提纲并请示领导后答复记者，“我们只是负责对区域内文物的一些日常防火等工作的督促和监督。”

　　据辅仁大学校友会法律顾问赖小瑜介绍，目前会贤堂院内居民大多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职工家属，房屋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十分陈旧，存在太多的安全隐患。“腾退之后肯定要进行修缮，以后很可能会作为旅游观光的一处景点。”赖小瑜说，“目前60%面积的居民已经完成腾退，仍不腾退的仅剩不到400平方米，腾退的主要难点就是居民要价太高。”

　　“一个居民约8平方米住房，我们给他的补偿是92万，但他还是不肯走；又如一户只住了三口人的居民，住房面积不到54平方米，我们给他的补偿是300万，而他还要另外提供两个两居室的经济适用房；再如一户居民已经住进了单位分配的房屋，但她即使不住也不腾退，毫无理由的要求按照应当腾退的房屋再给她一份补偿，而这还不是要价最高的，其中要价最高的可达每平方米21万之多。”天津好时置业有限公司在给市文物局相关领导的函中这样写到。同时，他们请求文物主管部门加强对会贤堂腾退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消防安全设施和改造老化的供电线路，实质解决文物建筑的安全防火问题，并根据北京市文物腾退的居民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配送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在保持腾退标准不变的情况下，给予腾退居民配送经济适用房的优惠，以加速腾退工作。

　　会贤堂并非个案

　　由于腾退文物建筑缺少法律依据，占用文物古建的单位或者个人，往往借此索要巨额补偿费，令腾退工作难以进行。

　　其实，北京市大量的文物在“饱受”着不合理占用和腾退之难的煎熬，此前有报道说这一数量甚至达到60%之多。

　　早在2005年，就曾有季羡林、侯仁之、郑孝燮、梁从诫、徐苹芳、王世仁、周平峙、谢辰生、李准、罗哲文等10位文物文化界的大师共同联名发出倡议书，紧急呼吁大高玄殿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文物保护单位尽快实现腾退修缮并对社会开放。

　　“部分文物保护单位内，文物建筑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腾退修缮难度很大。这些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隐患严重，造成了珍贵文物资源的极大浪费。特别是大高玄殿、孚王府、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宁郡王府、万寿寺东路、皇史宬、崇礼住宅等部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隐患日益严重，保护环境日趋恶劣，文物建筑年久失修，亟待保护。加强执法，整治环境，修缮文物，合理利用已刻不容缓。”在倡议书中，他们疾呼，“鉴于此，我们再次呼吁大高玄殿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有关管理使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积极支持各级文物主管部门依法行政，服从管理。立即开始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进行全面整治，拆除违章建筑，腾退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文物建筑。尽快对文物建筑进行修缮保护，并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对社会开放，决不能让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一代毁掉。”

　　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曾表示，由于腾退文物建筑缺少法律依据，占用文物古建的单位或者个人，往往借此索要巨额补偿费，令腾退工作难以进行。他举例说，大高玄殿占地20亩左右，但产权单位提出包括获得北京二至三环内40亩地在内的价值数亿元的补偿要求。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日前表示，拆迁费用占到文物单位保护资金的90％以上，资金问题成解决文保的最大困难。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规定文物拆迁费上限。

　　有专家指出，应该建立一个腾退被占用文物古建的有效机制，解决文物古建被占用问题。而要建立这一机制，则需要高层协调及法律法规的支持。（15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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