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空心化”堪忧
作者:■本报记者 赵民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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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年轻人在加速流出
在劳动力输出大省之一的甘肃农村，鼓励农民外出打工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政府不仅提供各种信息与服务，甚至参与有组织的外出务工。因为，无论对于政府统计意义上的经济指标，还是农民生存的实际需要，外出打工是双赢的局面。
只是，现在政府的“强制力”弱化了、消失了，不发达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是一种自觉行为，再也不需要动员与鼓励了。于是，在一些农村所能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景象：老的老小的小，年轻人在农村稀缺起来。
走进甘肃庆阳的一些村子里，已经很少能看到年轻人，田野里也少了往昔的人欢马叫，即便农忙季节也是那样的安静。这是一个560多户、2043口人的村庄，短短几年间，全村几乎有2/3的人外出打工了。由于村庄只剩下老幼妇孺。一些家庭无力从事土地耕作，土地被弃荒的现象出现了，大量“空巢”家庭导致了农村“空心化”趋势的确立。
由于缺乏实证研究的全面数据，记者难以找到农民流出农村的具体去向与分布，但是流出大于回流是事实。也就是说，新一代打工者中更多的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空心化”的农村将不可避免。一枚硬币两面的逻辑再次出现：一方面农村冗余的劳动力因为外出打工而化解，对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显然利大于弊；另一方面“空心化”的农村，特别是年轻人的大量流失，对于目前新农村建设目标，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失总体上是有利于流出地也有利于流入地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能够抓住这种机会，既促进农村相关产业的集约化生产经营，又借势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积极的变化已经出现，同样在甘肃省。敦煌市目前共有2.19万亩土地成功实现流转，农民从中受益800余万元。全市涌现出了一批从土地中走出来的农民，这些人成为一手拿薪金、一手收租金的新型农业“产业工人”。土地流转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了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推进了全市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据了解，该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三种模式，即“合作社+农户”模式，引导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会员将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建起蔬菜高效设施示范园区；“农户+农户”租赁模式，农户自愿将果园租赁给有经营能力的农户，形成较大规模的“农家乐”，发展观光旅游农业；
转包模式，进城务工农户将承包地转包给其他农户种植。
很明显，仅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来说，第三种模式具有示范意义。从这一点上说，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症结其实在城市。当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可以扎根城市的时候，推进中的城镇化基础将会更稳固。
城市务工人员的种种难题
依然存在的问题是，既然农民工是流出了村庄，珠三角等地为何还是“民工荒”依旧？
一个简单的推理是：农民工现在不一定非要选择珠三角了！有专家认为，“用工荒”的频频出现是中国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同时也将反过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其中，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把一部分农民工留在了农业，中西部的迅速崛起也吸引了一部分劳动力，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企业的工资已没有竞争力。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减少8.9％；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分别增长33.2％和35.8％。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分别减少22.5％和7.8％。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认为，在广东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并不奇怪，“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失败”是主要原因。
客观地说，素有创新精神的珠三角，在对待农民工问题上多少年来的态度始终未变：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长期实行的“只劳动、不培训”的人力资源政策和“只利用、不挽留”的地方户籍政策，导致外来工“对广东企业发展无责任、无意愿、无感情”。于是，他们来得快，走得也快。
“民工荒”反映的既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也证明了一个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同时在这一表象背后，还存在着外来务工人员必须面对的户籍、教育、医疗保障等诸多现实问题。
在工资待遇之后，不少农民工渴望的是公平的城市生活。可惜的是，几乎所有劳动力资源紧缺的城市，都用户口标记了那些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的打工者的身份，在大城市“户籍”就是一道门槛，城乡一体化或者打工者的城市欲望被阻隔。况且，这种实际上的门槛被很多城市以相同的理由不断加固。
目前，广东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数的75%，如果广东能够吸纳他们中的一部分，使他们变为居民、市民，那么农村城镇化的市场途径就畅通了。
为此，广州大学有学者提出，“民工荒”根在农民工融入城市难。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承认和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其次，要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落实“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政策。其实质就是消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别。第三，农民工融入城镇是一项系统工程，落户是他们融入城镇的一个标志。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户籍等制度层面的问题，是制约城镇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1亿新生代农民工不可能同时融入城镇，但是随着其经济能力的增强分批融入城镇只是时间问题。这应当是各级政府的着力点，创新与变革值得期待。（15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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