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

　　在舆论面前，地方融资平台仿佛成了万恶之源。

　　其实如果与当年政企不分的“XX项目指挥办公室”相比，这起码已经进步许多。当年的“指挥办公室”通常都是由政府官员临时抽调组成，而银行资金调用通常也是领导们的一句话。利息已经是不值一提的小问题，如果“指挥办公室”无力偿还本金时，通常债权人也是无从追讨，因为这些本来都是临时抽调公权部门的领导。鉴于类似方式的极低效率，以及信用混乱，2009年国家才会推广所谓融资平台。

　　其实此类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并不罕见，海外在处理许多带有混合性的公共产品时，经常都会建立类似的平台。例如香港地铁公司，地铁通常都是造价昂贵，而且短期回报难以预计的项目。但香港地铁1979年投入运营，仅仅用了12年时间就转为盈利，并且曾一度利润达30亿元。其实这30年来，政府投资的建设费用不足1/3，大部分都是适用融资筹集等方法。其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地铁沿线的土地运营、物业开发。

　　正是由于近邻的经验，内地许多城市在发展城建、地铁等公共产品时，纷纷效仿。之所以南橘北枳，问题其实也不难理解，虽然香港地铁公司属于特区政府所有，但其运营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土地能贷多少便负多少债。可是这在很多地方看来顺理成章的事，却在内地180度转弯。

　　在2009年经济“保八”的紧要关头，中央的指挥棒给予了地方政府组建融资平台的权力。于是国内的融资平台变成了两类。一些原本就是“XX项目指挥办公室”换了张门牌就成为了地方融资平台，名字换了但他们使用的依旧是原来的行政手段，抽调注册资金、子虚乌有的抵押品、空壳公司纷纷出现。

　　另一方面，原本一些市场化运作的融资平台在上述项目的衬托下，显得身价大增，银行纷纷抢着“塞钱”。安信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高源表示，“2009 年如此高的信贷投放中，由于银行间竞争的激烈性，不排除个别银行降低放贷标准。”于是原本估值100亿元的土地，被放大到200亿元、300亿元，甚至500亿元。

　　6万亿元、10万亿元的地方负债的确让人触目惊心，其实地方负债问题由来已久，早在2003年，按照当时的地方负债与财政收入比较，有研究者推断国内早就应该爆发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很幸运，这种危机没有发生，因为当时的研究者忽略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早有研究表明，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地方“第二财政”实力雄厚，部分沿海地区其规模占据了地方总收入的一半，甚至70%。于是它们成了当年地方债务危机的大救星。

　　现在这一救命稻草又一次被抬上了神台。但土地财政是有尽头的，越来越高的地价已开始影响普通市民的生活。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出现。过高的地价、房价会直接绑紧中国的经济；但如果地价不再上涨，地方政府的土地资金链绷紧，融资平台的债务就转向地方政府；如果地方破产最后只能中央买单；又假设中央也无力支付这10万亿元债务时，恶性通胀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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