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萍

　　 就金融结构的优化趋势而言，通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支持产业的技术升级换代；建立更多的中小间接类融资机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压力；创新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工具，满足社会的多样性金融需求；推动与金融相关的服务业大力发展，降低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等，成为下一步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方向。

　　记者胡萍日前，国家再次强调进一步鼓励民间投资，其意义何在？民间投资该如何破题金融等重要领域？政策怎样才能真正落实？针对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了人行郑州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处长、河南省金融学会秘书长、高级经济师张树忠。

　　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举措

　　记者：近年来，国家出台过不少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您认为意义何在？您能否结合河南省民间投资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一下当前民间投资的现状？

　　张树忠：3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进一步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意义重大，这应该是继2008年下半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央政府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的第二项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举措。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民间投资能否及时跟进成为化解诸多宏观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全国的情况看，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最近几年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到缓慢上升，再到下降的过程（2006年至2009年分别为51.6%、55.5%、56.7%、55.4%），特别是沿海的一些资本大省下降幅度更大，浙江省的这一占比由2006年68%下降到2009年的63%。

　　从民间资金的投向上看，以2009年的河南省为例，工业占62%、房地产占22%、批发零售业占3%，在当前工业产能普遍过剩和房地产泡沫正在形成的情况下，狭窄的民间投资范围进一步固化了我国的经济结构缺陷，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向民间资金放宽以第三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进入，既有利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又能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民间投资如何破题金融领域记者：一直以来，民间投资如何在金融等重要领域破题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您认为金融领域向民间资本放开的程度怎样？民间投资该如何破题金融领域？民资进入金融领域后，监管体系如何应对？

　　张树忠：改革开放以来，为保证体制转轨的平稳过渡，在渐进式改革的梯次安排中，金融改革被有意拖后。事实上，金融承担了一定的改革成本，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业已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增长要素禀赋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金融国际地位的突显和相应的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义务的增大后，这些都要求加快中国的金融改革步伐。民间资金适时进入金融行业成为必然，是大势所趋。

　　为使民间资本尽快进入金融领域，注重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失为一种便捷的方式。受分税制、政绩竞赛和为民谋利等动力所驱使，地方政府强劲的辖区经济增长行为构成“中国模式”的重要环节。在争夺金融资源过程中，地方政府也经历了一个由不计后果攫取金融，把不良包袱甩给中央，再到通过优化金融生态，打造金融中心等涵养金融资源的变化。近期的小额贷款公司、投资担保公司和私募基金公司等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各地大量涌现，一方面顺应了民间投资进入金融领域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金融的积极性。

　　就金融结构的优化趋势而言，通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支持产业的技术升级换代；建立更多的中小间接类融资机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压力；创新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工具，满足社会的多样性金融需求；推动与金融相关的服务业大力发展，降低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等，成为下一步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方向，而上述方向都是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与着力点可及的。只要机制设计得当，比如中央政府在完备相关法规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参照美国的做法将一部分市场准入的金融管辖权下放至省级政府，同时赋予其相应的管理职责，既可缩短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过程，又可维护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

　　总体而言，民间投资进入包括金融在内的垄断行业意义重大，将对人们传统的观念和经济体制带来较大冲击，只有调动起多方的积极因素参与其中，这项制度变迁的程度才能是高效的。

　　记者：事实上，对于民间资本更多进入垄断行业领域的呼声一直不断，但为什么大家的普遍感受仍是民资进入垄断领域门槛过高，您认为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如何才能真正落实？

　　张树忠：垄断可能对某一企业、某一行业是高效的，但对整体社会经济是低效的。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一些重要行业长期被国有企业垄断，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粗放的原因之一。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建立在社会自发的基础之上，这种变迁就会顺利地得以实现。因此，我们说，国务院关于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对扩大就业、调整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实现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假设这项政策在两年前出台，也许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付出的成本可能会小一些。眼下，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应抓紧政策的贯彻，尽快制定落实细则。为避免以往类似“非公36条”的政策遭到驾崩，中央政府还需建立督促机制，以使政策效应早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