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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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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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了国内外媒体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最近看了一下有关文献，我才注意到，原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在其有关“北京共识”的文章中就曾使用过“中国模式”概念。最近，一位叫马丁·雅克的西方人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更是被国内外媒体炒得很热。

　　为什么西方媒体和观察家们近些年老是喜欢炒作“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去30多年间，中国的GDP增加了31倍。老外来到中国，一看就傻眼了，自然会想，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于是就想出了一个“中国模式”概念。

　　事实上，国内学界近年来也不断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贡献因素进行思考，这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放出了一个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资源配置体制，常常会出许多问题，但这丝毫否定不了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改革过程中，政府在放开和引入市场的同时，本身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强势地参与了其中，各级政府本身的行为乃至运作方式也随之“市场化”了，政府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强大的、最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无处不在的市场参与主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2008年以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的刺激经济的计划实施中，政府竟成了全社会内部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刚才华生说，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中国模式”这个东西。最近，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也说，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但另一方面，一些西方观察家和媒体人士却数年来一直在谈“中国模式”。我个人有一点介于科尔奈、华生和西方观察家之间。我认为目前可能正在形成一个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独特“中国模式”。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正在中国社会内部逐步成型，且政府主导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卷入市场越来越深。

　　回顾过去30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从形式看，先是实行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再是城市的一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就实质来说，政府逐渐放出来了市场经济。第二阶段是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体制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实质上都几乎以超过GDP增速两倍的速度在快速增加，有些年甚至超过了GDP增速的3倍。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控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

　　把2000年到2009年的每年财政部的预算报告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当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计划目标与当年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放在一起来比较，会发现这9年间，中国的财税部门几乎每年都以200%的增幅超额完成了自己所定的财政收入增收的计划。譬如，2000年，财政部定的当年的财政收入计划是增加8.4%，但实际增加了16.9%，完成计划的201.2%；2007年，计划增加13.8%，实际增加了32.4%，完成计划的234.8%！这样的社会后果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这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同时扮演着掌控巨大自然资源和金融资产的市场参与者和市场驾驭者的双重角色，为处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上的一些官员运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配置权力（包括征税、财政支出、政府投资、土地和矿产的运用和利用等等）进行个人以及家庭和亲属的寻租创造了诸多空间和可能。

　　那这种尚未固定且本身处于转型过程中“体制模式”的效率如何？在回答和认识这个问题上，国内各界显然存在着诸多分歧。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在从一个政府统御社会的计划体制向一个政府主导市场的市场化社会的转型中，一个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的低发展国家，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和竞争机制的生成会自发地导致经济的高速补长，而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又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所爆发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绝好的机遇。在这一国内国际格局下，市场本身解放和扩展所爆发出强劲的增长动力，又被政府发展市场经济政策导向和参与市场的推力所增强，于是，就有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接近十个百分点的快速增长。但是未来呢？未来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转型体制还能支撑、蕴育并维持过去30年那样的高速增长吗？

　　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西方国家可能会长期时间陷入一个慢性的复苏过程之中。过去中国依赖超高速外贸出口的增长模式也显然难以为继。在这种国际环境中，我怀疑，甚至担心，我们目前这种强势政府运用和统御市场的模式，会快把我们在过去30年“引入市场经济的增长红利”吃尽了，还靠什么来拉动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谈到这里，我想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目前 “可能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一个是作为我们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 “理想社会模式”。如果说目前人们往往会把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非稳态的 “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讨论并企划我们国家的 “理想模式”，应该旨在为未来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的久远福祉寻求制度保障。

　　一个21世纪的“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应该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整合“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我们社会的长期发展目标两个基本维度，应该进一步把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确定为我们下一步的社会发展目标。

　　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守法，即政府及其官员在事先制定的抽象规则的约束之下。政府守法，意味着政府及其任何政府官员的权力都不是无限的，是应该受到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所实际制约的。政府守法，受预先制定的规则约束，就是宪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法治理解为宪政民主。从政治学上来说，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任何政权和政府一旦建立，都秉有无限扩张自己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征税——的冲动。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受任何实际约束的政府，可能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在长期来看更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讲更危险。

　　而民主，也不仅仅只是选举——或言普选权——问题。民主政治，不只是在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以及党内民主问题，而实质上是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的，法治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中国经济从长期来说将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所以我一再呼吁，要从修改我们的预算法开始，再考虑修改宪法，逐步建立民主预算制度，从而逐步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什么是预算民主？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征税要征得纳税人选出来的代表的同意和批准后，才能征收；政府的财政支出，每笔钱花在什么地方，也必须向纳税人及其代表交代清楚。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

　　概言之，到中国社会演变发展到今天的节骨眼上，越来越多的国人正在逐渐达致这样一个共识：没有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难言有一个良序社会。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都呼唤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首先在呼唤着民主预算。

　　（本论坛文字整理：刘波、林密、秦蓓蓓）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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