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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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05

　　邓金明

　　真正的笑话，只可能是政治笑话。实际上，所有的极权政治，往往都和笑话挂钩。笑话嘛，总是要嘲笑一些貌似严肃、正经的事物的，而貌似最严肃、最正经的事物，莫过于政治了；而在所有政治里，又以极权政治看起来最严肃、最正经。因此，关于极权政治的笑话（这类笑话往往被称作“铁幕笑话”），尤其多，尤其让我们觉得可笑。

　　如果说极权主义是现代产物的话，那么真正的政治笑话也可以说是现代的产物。的确，几乎是随着政治产生的同时，政治笑话也产生了（从西方的“犬儒”到东方的“楚狂”）。但这种笑话的制造和传播并没有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现象，正如本书中说的，“在任何时代都有政治和反对当权者的笑话，但是没有任何地方的政治笑话能像极权主义国家那样和民间文学的汪洋大海融为一体”。对严肃的当权者来说，政治笑话如同“瘟疫”，而这个“瘟疫”的大规模暴发，是需要条件的。政治社会学家丁学良先生在 《自由与幽默》一文中就分析说：“一个国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刚刚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过程。第二个条件，是这个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代人才行；如果太短，人们可能还没达到反思荒谬和醒悟的阶段，它就已经过去了。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同样，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当然没有什么比极权主义制造的悲剧影响更深远的了，因此它制造的政治笑话，也远非前现代社会的那些官场笑话可比。

　　和古代官场笑话不同，现代政治笑话往往对最高统治者报以嘲笑。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嘲讽官场的笑话，但是，“在现存的古代笑话书中，几乎看不到对于最高统治者——专制帝王的直接的讽刺”（王子今：《中国古代的政治笑话》）。而在现代世界则不同了，拿最高统治者“开涮”，是常见的事。一般的嘲笑官场丑态、针砭政治现实，只是民意的一种曲折隐晦表达，是一种社会行为，但是嘲笑最高统治者则不同，意味着一种政治行为，意味着一种政治反抗，政治笑话变成“笑话政治”。

　　但是，刘易斯的书也提醒我们，过度强调政治笑话的反抗性，也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政治笑话到底怎样在政治、社会和心理上产生作用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时候“笑话不仅破坏体制而且帮助体制。……它可以嘲笑体制的创立者，也可以嘲笑体制的受害者。笑话既可以是反抗的行为，也可以是安全阀，既可以是对体制的厌恶，也可以是对体制的熟悉，甚至温暖的感情”。事实上，讲笑话的人并不仅仅是制度的反对者。斯大林自己也讲笑话，毛泽东也是。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共领导者当中最喜欢也最擅长讲笑话的。最近历史档案中披露，毛泽东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要给美国送去一千万中国女人，“这样做，她们会让你们国家充斥灾难，损害你们的利益。我们有太多女人，她们有她们做事的习惯。她们一直生孩子，导致我们的小孩过多”。

　　在现代政治笑话中，政治往往是和性结合在一起的。学者朱大可谈到过这种情况：“色语在当代中国正在日益政治化，变作民间进行政治讽喻的利器。我们看到，大量用色语编织起来的政治笑话迅速传播，成为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民间色语的隐形主流。政治幽默和色语的结盟，构筑了一种轻松的‘酒桌话语’……这种政治色语成了精神压力的缓释剂。”“政治笑话”和“黄段子”结合，是政治笑话在民间生命力长久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借性来讽刺嘲笑政治的方式，甚至也为文人所欣赏（米兰·昆德拉、王小波以及乔治·奥威尔的一些小说）。在政治笑话里，那种带“色”的、那种被认为不入流的、被认为是糟粕的，尤为民间津津乐道，实际上也是最有反抗力量的，巴赫金的理论早证明了。因为，政治是最严肃的，而性是最不严肃的，两者的结合，能产生最大的反差、最大的僭越。我看到的一个最好笑的政治荤段子是 “勃列日涅夫在波兰”，讲的是：勃列日涅夫即将访问波兰，波兰当局命令一位著名画家创作一幅名为《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的大型油画作为献礼。很不情愿的画家在威逼下接受了工作。画完成后，波兰一高官前来验收，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画面上是一男一女在豪华的大床上极尽缠绵，窗外的风景是克里姆林宫。“这是什么？这女的是谁？！”高官愤怒地问。“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画家答道。“男的呢？！”“勃列日涅夫的秘书。”“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哪里？”“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画家答道。

　　但是，刘易斯的书也提醒了我们，极权主义笑话之所以比纳粹笑话更可笑、更流行，是因为除了压迫体制 （这是所有极权政治共有的）外还有它的经济理论也产生了滑稽的情景。事实上，大部分极权政治笑话，都是关于经济问题的。

　　关于中国的“文革”笑话，我们只能看到《“文革”笑料集》以及《“文革”大笑话》这两本，实际上，只是史料的收集，还谈不上研究，但这已是不易了。尤其是后者，由刘济昆编、方成配画、流沙河作序，颇值一看，流沙河先生在《含笑录》一文中，曾提到此书：

　　香港刘君济昆，编报多年，天性诙谐，顷有长篇幽默小说《断雁叫西风》在港出版，开我眼界。我想起八年前济昆著《“文革”大笑话》一书，序是叫我写的，所以印象甚深。那些笑话都是他身历的和见闻的，绘声绘影，非杜撰也。时值1966年浩劫刚开始，他在四川大学读书，算是印尼归侨学生，被揪出来，以“炮打江青同志”之言论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斗争，关进“群众专政大楼”。与此同步，革命小将涌入宿舍，查抄了他带回国的一只皮箱。电台啦密码啦确实没有，却查到了一只金戒指，环上压有24K字样。小将们听说旧社会女人兴戴戒指，未闻男的也戴，遂生疑窦。抄家队队长觉悟高，对24K之组织惕然而警，怒然而愤，立刻去提审刘济昆。队长喝斥，叫交代金戒指谁给的。刘济昆回答，女朋友送的。队长不信这一套，警告说：“哼！你想狡赖！毛主席教导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个24K明明是反革命特务秘密组织的代号！”刘济昆申辩说：“确实是女朋友送我的定情物。”队长大喝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老实交代，绝无好下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那24K反动组织，哼，比美国反动的三K党还要反动八倍！”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