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N记者 李帅 北京报道

　　新一轮的民间资本破冰行动正在开始。近日，有多家媒体报道称：一部新的“非公经济36条”即将发布，民间投资者们可望迎来新的政策利好。

　　对此，《中国联合商报》记者向国家发改委进行核实，发改委消息人士3月29日向记者证实，这份发布在即的“新36条”，名为《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共提出36条指导意见。目前“新36条”还在做最后的修改，最终细节要以正式出台的文件为准。

　　民间投资依然乏力

　　事实上， “松绑”民间资本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早在2005年2月就曾颁布“非公36条”，此后，相关规定在各类文件中频繁出现。

　　但是，似乎此类规定只是“看上去很美”。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民间资本在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的进入上进展缓慢，甚至还遭遇种种“玻璃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一份提案中直言：在拥有近一万亿元民间资本的民营经济大省浙江，2009年1至9月全省进入制造业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7%，民间投资只增长9.2%，特别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制造业投资仅增长5.2%。民间投资依然乏力。

　　对此，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副主任樊彩跃说：“‘新36条’的加快酝酿，正值4万亿政府投资刺激经济负面效应日渐显露之际，只有民间投资的跟进，中国经济才有望迎来新一轮增长。”

　　那么，即将发布的“新36条”能否从根本上为民间资本打开一条可行的通道？“新36条”能否突破“看上去很美”的瓶颈，打破挡在民营企业前方的“玻璃门”？

　　新亮点VS执行力

　　在民间投资接过中央投资接力棒的同时，“新旧36条”的根本区别也成为大家最关注的焦点。

　　国家发改委的官员表示，对比“新旧36条”，最大的区别有三个：一是范围不同，2005年出台的36条是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2010年的“新36条”的落脚点在拉动民间投资上，后者范围要小一些；二是新36条更加突出了执行性和操作性，提出了细化到二级科目的领域。由非公经济36条中提出的7个方面，具体化到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等6大领域16个方面。三是投资方式的不同。“新36条”不仅是“鼓励”两个字，而是有具体的方式。

　　明确提出了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进一步壮大和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等，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方式。

　　如此看来，“新36条”的确带来了许多新亮点。但业内专家表示，在实践过程当中，民间投资如何被激发仍然存在许多现实性障碍。“新36条”能否得到更有力的执行是关键因素之一。

　　“如果说５年前的36条具有强烈的开拓性，那么今天的政策则是要将５年来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具体的呼声和要求落到实处。”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在接受采访时说。

　　宏观政策能否转化为民间投资的实际推动力，下一阶段首先要看具体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国务院政策的执行力度。河南浩华集团董事长张建新说，民营企业并非没有投资和发展的冲动，核心问题还是政策的落实，如果宏观政策能够在短期内转换为职能部门在金融、财政、服务、准入等各方面的具体措施，那么中国的民间资本肯定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亟待“意愿式”投资

　　既然落实是关键，那么影响落实的原因出在哪里呢？

　　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国家多次提出过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政策落实得并不理想。归根到底，是体制的阻碍。所以，鼓励民营资本发展，让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要从根本上改革体制。

　　记者注意到，针对最近发生国企争夺“地王”现象，国资委专门出台了要求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的规定。吴敬琏认为，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解释说：“房价涨势迅猛的主要原因是钱太多了，央企势必要寻找最有回报率的投资渠道。而国家在政策上也是倾斜于央企，这是体制形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体制。”

　　在此问题上，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同样认为，民资一直以来都是受排挤的。现在虽然垄断领域的大门打开了，但阻碍并没解除。在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这些领域的同时，还要让国企退出一些领域。体制不改革，做其他都等于是“无用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员李成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个有活力的自由经济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开放’那么简单，而是由一系列的公平规则如透明博弈、分享参与等组成的，没有这一切，就没法形成真正的对资本的‘激励’，就不会让民资形成稳定的预期。有了这一切，才能形成民资‘意愿式’投资。”

　　保护权益需要平等

　　“对于民企而言，主要问题是产权、利益的合法所有权无法得到保障，对投资不能产生明确预期，导致投资行为短期化。例如，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最大的障碍在于受益权与经营权的边界不清楚。目前民资的出路较为狭窄，除了与央企结合之外，还以股本金的方式进入铁路等领域，但却未能得到大股东相应的管理权与收益权，因此在浙江等地的试验中，民资最终退出参股铁路项目。”著名经济评论人叶檀说。

　　除此之外，民企不仅所获得的资源成本过高，而且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出现大企业化倾向。叶檀认为，从美国、澳大利亚到中国，“两拓”的合并、美国大金融机构的重生、中美汽车公司的并购等等。大企业化的倾向说明企业生存需要更多的资金，缺乏银行与政策保护的民企处境更难。在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企业寻求资源全球配置的情况下，市场大环境对于跨国大型企业有利，而对中小企业不利。

　　“如果我们调动民资的力量是为了促进市场的长期完善，那么，解决民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的受益权、管理权与产权保障极为关键，如果使用民资仅仅是因为在经济下滑期间，企业利润下降，民间投资审慎，通过采取贴息、补助等措施，以及通过让民间资本参与有利可图的项目等方式，争取引导民间投资，一旦经济过热，当初应邀进入矿产等行业的民资将面临的是什么呢？”叶檀说。

　　看来，民间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经济主体，而不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工具，决不能在经济发展遇阻时，就寻求民间资本的“帮助”，在经济发展一帆风顺之时，却又忽视民间资本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