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问题”风生水起，对于美国所有的社会与经济困境，中国都成了谴责对象。不幸的是，这恰恰反映了美国在政治上寻找替罪羊与经济决策上的失误，当这两个潜在致命因素相交时，一场动荡也就在所难免。

　　政治压力的根源来自美国工人的怨愤：在经过十多年停滞不前的工资待遇后，最近，美国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失业大潮，工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民众渴求解决问题之道，这无可厚非。人们被告知，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贸易逆差问题，很明显，国外竞争形成的贸易逆差造成了美国的生产力损失与就业机会流失。2008~2009年，由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39％来自中国及其所谓的操纵汇率政策，美国政府坚持认为，只有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才能保证美国工人的利益。

　　这种说法也许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却是建立在糟糕的经济状况上。2008~2009年间，美国与90多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这意味着美国有着多边贸易逆差。然而，在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宣扬和鼓动下，美国政府鼓吹采取一种双边贸易调整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即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或对来自中国的各类进口商品征收重税。

　　用双边战略解决多边问题是于事无补且徒劳的。如果不能解决导致多边贸易逆差的关键问题，那么双边调整战略势必会将中国的贸易顺差转移给其他国家。而这一“其他国家”很可能有着更高的制造成本——实质上会进一步压榨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

　　与其毫无裨益地指责中国，美国更应该直面自己的问题，深刻反思为何会出现巨额多边贸易逆差。美国的核心经济问题在于储蓄——而非中国。

　　2009年，用以衡量美国国内储蓄的最全面的度量，即国民净储蓄率，达到了历史新低的-2.5％。这是经过折旧调整之后所有家庭、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储蓄总和。就美国而言，整个国家根本没有储蓄。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从国外引进盈余储蓄以支持其未来发展。

　　这时，中国成为了美国的一个选择。为了吸引能够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国外资本，美国必须维持一个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在过去五年中，以商品贸易及服务为形式的跨境多边贸易逆差平均占目前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95％。简而言之，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巨大的多边贸易逆差。

　　诚然，中国是美国多边贸易逆差中最主要的国家。然而，这是因为成本高昂的美国企业越来越依赖低成本、高效能的中国解决方案。这也反映出美国消费者逐渐偏爱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商品的趋势。换言之，储蓄不足的美国能够拥有中国作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已属万幸。

　　然而，中国绝非完美。跟美国一样，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并不平衡——它有着过多经常账户盈余。出于国际经济成员的责任，美国须解决其国际收支不平衡中的储蓄短缺问题，而中国应该做的是减少其过剩储蓄。这些调整举措是重建国际收支平衡的关键所在。

　　当然，这些调整举措必须在一个存在失衡的多边框架中开展。中国是美国90多个贸易逆差国之一，而美中贸易占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比重仅为12％。因此，过度强调两国相对价格（即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实际上是错误的，这并不能解决由储蓄差距造成的多边收支不平衡问题。

　　但是，一些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则提出不同意见，他们鼓吹，提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仅能够为美国带来100万个就业机会，还能为疲软的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活力。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会发表如此幼稚的论断。相对价格变化的本质是“零和博弈”——这样做只是重新分配，根本不会有任何增加或缩减。当某些国家与众多跨领域贸易伙伴之间存在大量收支不平衡时（中美两国都是这种情况），那么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双边解决方案。

　　两个国家之间调整汇率或相对价格绝非改善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灵丹妙药。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全球储蓄结构的转变。具体说来，美国需要减少逆差，增加个人储蓄；而中国则应该刺激国内私人消费。

　　美国政府将中国作为替罪羊的行为，有可能把整个世界推向危险的边缘。基于糟糕的经济决策作出的政治判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犯下这样错误的后果——贸易摩擦及保护主义——将会令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都相形失色。

　　（作者系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未来的亚洲》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