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杰 专栏

　　在美国访问期间，有一则笔记记载的关于端方的趣闻倒是颇值得一提。此事见于当时亲历端方访美情形的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记的是他和戴鸿慈受邀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演时的异常做派。

　　根据刘的记载，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正在美国访问的戴鸿慈和端方两人到该校讲演。按西方国家的惯例，讲演都是一人上台发言。未曾想端和戴竟然同时上台，戴居左，端在右，两人竟将中国官场上的客套礼仪搬到了异国的讲演台上。端方对戴鸿慈说：“请老前辈发言。”戴则说：“兄常与西人往来，识规矩，请发言。”如是客套了几个来回，才由端方发言。演讲中间，端方每说一句，翻译完毕，便转向一旁的戴鸿慈：“老前辈我说的对不对？”戴点头说：“对，对。”整个讲演约数百言，端方问戴数百次，戴亦回答数百次。讲演结束后，美国师生对此“新潮”的讲演方式颇为不解，于是请教一旁听讲的刘禺生。刘禺生为免尴尬，巧妙地答复加州大学师生说：“他们两人所采用的是中国古人在最恭敬的大典上的礼数，此礼在中国也很久不实行了，他们这样做是想表达对贵校师生的尊重。”刘的这一番自造的高论为加州大学的校长知晓，为此还专门写信向端方、戴鸿慈表示感谢呢。

　　平心而论，五大臣出洋事件并非后世有些刻意贬低晚清政府的论家所说的那样，纯然是走马观花走过场。对于晚清政府而言，这次规模浩大的考察活动可谓是国际影响十分正面，收获巨大，基本上实现了考察前所预定的各项目标，这从五大臣回国后向朝廷提交的一系列观点一致的考察报告中可以看出端倪。

　　归国后，仅端方、戴鸿慈就向朝廷提交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重要政治文件。端方还主持编写了《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等书，并将两书分送朝廷和各省主要官员。这些文件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自与东西洋各国交通以来，屡屡失败，其因乃在内政……”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端方还以满臣的特殊身份向慈禧和光绪提交了《请平满汉畛域密摺》，建议“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可以说，他极为准确地点出了满清王朝200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大政治“软肋”，提出的解决办法大都切实可行。虽然今人考证说端方等所上的一些折子是其时尚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代笔，但能够请还在通缉之中的维新派操刀，足可见出端方敢于破除畛域的胆略和唯才是举的魄力！实话说，这份气度并不是所有的政客们都能够具备的。

　　此次考察活动结束后，端方的眼界大开，本来就具趋新倾向的他，其做派更为新潮时髦，在之后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积极推行各项社会改革，办实业，开女校，整饬财政，筹建南洋大学，筹办中国首次商品博览会，公费外派女留学生（“宋氏三姐妹”中的宋庆龄和宋美龄正是端方新政中首批派往美国留学的女学生。）……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成为清末新政的一名积极践行者。

　　当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老大帝国里，标新立异玩时髦，尤其在晚清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官场上率先出位搞革新，往往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其下场往往会成为众矢之的，从而“出师未捷身先死”，落得个丢官乃至丢命的严重后果。

　　晚年的端方吃亏正吃在这里，他太新潮了。

　　据说，当年的端方实地观看了活生生的“西洋镜”之后，从海外带回来不少新潮的小玩意儿。其中，颇值玩味的有三样：一是出钱从国外购买了不少小动物；二是电影放映机；三是照相机。趋时的他当初只是觉得洋人的这些小玩意儿实在好玩，但不曾想到除了小动物一项之外，剩下的这两样洋玩意儿都给他招来了大麻烦，让他在政治上栽了大跟头。

　　先说端方从国外购买的小动物。他之所以有此举动，是在实地考察欧美各国的一些动物园之后做出的决定。1906年10月，回国后的端方和戴鸿慈就曾经上奏朝廷，要求借鉴各国“导民善法”，次第举办图书馆、博物院、公园等公共事务，其中“万牲园”（动物园）也在名单之中。在端方的努力下，中国第一座动物园——北京万牲园借地广善寺，于1907年7月19日正式对外开放，而其间所展出的动物正是端方从国外购进的这批小动物。

　　次说他弄回来的放映机，据说这是中国国内最早的几台电影放映机之一。回国后，爱好出风头的端方很想在当轴的军机大臣即后来的摄政王载沣等人面前露一手，便召集载沣、载泽等满族大臣聚会，一同欣赏他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个“西洋镜”。但不幸的意外事件发生了：可能是当时的技术并不成熟，更大的可能是操作人员的失误，以至于在放映过程中放映机失火爆炸，当场炸死了好几个人。那个遭遇过革命党炸弹的载泽事后甚至吓出了病来，弄得诸位同族大僚不欢而散，端方因此大失面子。

　　但惹来更大麻烦的则是那部照相机。1909年是宣统元年，这一年的端方刚刚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任上转任非常重要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他甫一上任就赶上慈禧太后的奉安大典，在这个观者数万，各国公使都在场的隆重场合上，端方忽发奇想，欲采用一回“国际惯例”，用照相机为这个重要的活动留些照片作为纪念。

　　客观说，他能想到这一层，也是那次出国考察的一个小成果。还在1906年考察西洋各国之后，他就常常对人说：“欧美立宪真是君民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事，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

　　这一次他可是真的得到了一个“师其意”的机会，于是命人携带他的那台照相机，乘着他的马车，四处拍照，甚至将正在现场行跪拜礼的隆裕太后也拍进了镜头当中……

　　如果放在今天，端方的这一举动简直是太正常不过了。类似于慈禧太后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下葬这样的重大活动，没有摄影者在旁反倒是一件咄咄怪事。但是，端方很不幸地没有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已经成了“村子”的开放年代，在那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照相机是什么劳什子的时代，他在这么个场合亮出这么个新鲜玩意儿，注定会被认为是“大不敬”，无异于为其政敌收拾他制造一个很好的借口。于是，一向对端方的种种新潮做派心怀不满的各种势力迅速联合起来，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出面参劾，端方便于是年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在京度过了两年闲居的岁月，直到1911年国家多事，端方才复起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其后代替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当时，南方诸省爆发了保路风潮，并由此引发了以“排满”为主旨的辛亥革命。在革命泥沙俱下的洗刷之下，端方于1911年11月27日在手下新军的一次哗变中，被糊里糊涂地砍掉了脑袋，成为他所效忠的满清王朝的一个殉葬者。

　　记得隋朝人王通在其《文中子·事君》一文中曾有“大厦将颠，非一木难支也”的名言。衡之以端方个人的际遇以及整个满清王朝的悲剧性结局，大约正可以为王通的这句名言做一个极为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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