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张华钰

　　

此前，本报记者在山西省卫生厅前拍摄的数张照片均被强令删除，此张为记者偷拍。 见习记者 张昊/摄本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篇关于山西疫苗事件的长篇报道引爆全国，报道称，在对山西近百名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或者引发各种后遗症的情况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采访调查后，大量的疑点都指向山西省疾控中心的“问题疫苗”。

　　这篇报道的刊发，迅速点燃了公众自三鹿事件之后对公共食品卫生安全的再次忧虑。山西省卫生厅在第一时间进行澄清，称报道所述内容不实。《中国经济时报》立刻作出回应，发表声明称愿对报道内容负全部法律责任。各地媒体也纷纷跟进，举国上下，舆论哗然。

　　一周时间过去了，有关山西疫苗事件的真相还没有最终浮出水面，但是在公众的质疑和政府的回应中，山西疫苗事件却陷入了一个怪圈：媒体的报道山西方面不予认可，山西方面的调查结果社会舆论又质疑重重。在极具公信力的调查方还没有高调出场并彻底澄清事态之前，山西疫苗事件的本真展示过程将注定是悲观和多舛的。

　　舆论激烈交锋

　　事实上，在17日《中国经济时报》山西疫苗事件的报道刊发之前，媒体与“山西疫苗”已经有过数次交锋，可惜一直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直至事件愈演愈烈。

　　早在2007年9月，山西经济日报便刊发题为《这个“权”能被“托管”吗》的报道，质疑华卫公司作为一个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的小公司能否担当管理和供应山西疫苗的重任。

　　同月，某网站刊发《山西3500万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权被官员出卖》等文章，揭露山西疫苗腐败问题。

　　同年12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两篇长篇报道直指山西疫苗市场出现的权力下的垄断和腐败问题。

　　2008年1月，《山西青年报》再次就以上问题发表《小公司玩空手道称霸山西疫苗市场》的文章，叙写山西疫苗市场乱象。但是这些报道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直至2010年3月17日有山西近百名儿童疑使用疫苗致残致死的报道刊发后才引起全国哗然。

　　当日下午，山西省卫生厅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目前，山西省未接到因注射疫苗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的报告”。当晚，山西省卫生厅再次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报道基本不实”。3月18日，新华网发出一篇报道，《还原“山西疫苗事件”的真相-新华社记者关于“疫苗事件”的访谈》，采访了涉及此事的山西省疾控中心及其主管部门山西省卫生厅和部分专家，为山西卫生部门背书。

　　在媒体的声援下，3月19日，山西数名得病孩子的家长来到太原，为自己的孩子讨说法。

　　3月21日，事态变得愈加复杂，多名家长以及事件的最初举报者陈涛安都收到同一恐吓短信，遭到人身威胁。与此同时，“讨说法家长等待多时无人接待，在卫生厅门前被推倒”、“家长申请立案被拒”、“疾控中心主任出国旅游不归”等等消息层出不穷。

　　22日，山西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媒体报道的山西疫苗问题进行说明，但是这个仅仅十几分钟的新闻发布会被媒体指责内容空洞，缺乏说服力，场面一度混乱。

　　山西卫生部门在信任危机中疲于奔命，左右受击。有人指出，在阻击和交锋中，山西方面已经难以担当重拾公众信任的主体。

　　公众信任是如何失落的

　　事实上，有关山西疫苗问题早在2007年便开始逐渐显现，这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原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中心主任陈涛安。

　　陈涛安于1997-2005年间担任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中心主任，从事传染疫情、计划免疫信息统计、分析多年，2005年被调离本职从事疾控中心后勤工作。

　　在此期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山西省疾控中心改造原有的疫苗配送体系，建立新的配送中心，将中心“外包”给北京华卫公司，并且让北京华卫获得了全省范围内的垄断经营权，它配送的疫苗是指定的、必须采用的“标签疫苗”（上有“疾控专用”字样）。 （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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