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研究所，近日召开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再平衡与中国定位”。论坛上，专家学者对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进行了探讨，认为，看问题要从多个角度看，问题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但在目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势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中国的消费比例已经很高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指出，当前经济界普遍谈论的中国面临外贸依存度过高、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等问题，其实并没有外界说得那么严重。

　　张宇燕称，按一般的算法，我国出口占到了G D P比重的36%左右。但是如果按照净值计算，实际上这些商品和原料在中国实现的增加值，占G D P的比重不是36%，而是7%，高的时候也不过10%。

　　另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中国的消费不足，需要扩大内需。“但是我们的内需是不是真的很低呢？这也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摩根斯坦利的一个经济学家说，根据他们的计算，表面上看中美消费差距很大，美国消费占G D P的70%，中国占38%。2008年，美国消费达到了10万亿美元，中国总共消费只有1 .6万亿美元。但是如果从对商品的消费看，我们是1 .2万亿美元，美国3万亿美元。因为美国大量的消费是服务消费，包括金融服务的消费、法律服务的消费、住房的消费等等。所以如果按照对物质产品的消费计算，中国的消费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张宇燕说。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物业税的开征要加快步伐

　　对于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张宇燕说：“实际上我们的人均钢铁消费量不到美国的1/7。”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说，未来财税政策走势，大的调子已经定了，就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质内容是相当复杂和丰富的，大致可以做三个层面的分析。一个层面是过去将近两年的反危机实践当中，凡是立足于原有的或既有的改革方案的增值减税的举措，不用怀疑，是不管经济风云如何变化，都是要继续实施下去的。第二个层面，着眼于反危机的需要而拿出的减税增值的措施，这是属于应对危机的临时措施或权宜之计，也不用怀疑，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肯定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三个层面，立足于新情况、新形势而有针对性的拿出新的增值减税的措施。

　　再一个，基于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要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规范一次分配的制度规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二次分配手段的实施也是必要的。其中，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改革在2010年一定会摆在非常紧迫的位置上。而且在2010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对于物业税的开征恐怕也要加快步伐。

　　此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给中国的财政收入政策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举个很突出的例子，当前从事工商经营的企业负担的营业税是3%，服务业是5%，这意味着由税制所导致的产业发展的布局有欠合理，这就为中国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下一步改革提出了要求。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中国没有能力和义务负责全球经济再平衡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说，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承担起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

　　李向阳说，谈到未来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压力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这种再平衡不仅仅是贸易层面上或者是金融层面上的再平衡，反映出的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美国人能不能戒掉负债消费模式的“毒瘾”？前几天美国总统出了一份经济报告，表示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储 蓄 率 在1 %左 右 ， 未 来 要 回 到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上升1个百分点的储蓄率，个人消费要下降3%到4%。

　　亚洲应该怎么做？除了中国政府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外，其他亚洲国家都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准备 。 这 就 紧 接 着 派 生 出 了 一 个 问题，中国单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义务来承担起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和压力？因为国际社会已经把中美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两个最大的责任人。中国有没有义务呢？我们说没有义务，至少不全部有这种义务。中国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处在东亚的国际网络上，进口的大量高附加值零部件，以中国制造的名义出口美国。从这个过程上来说，中国在承担着亚洲的贸易不平衡。

　　另外，中国有没有能力？前不久，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一项评估，在亚洲国家整个出口里面，其中区内贸易大致维持在52%到53%，区外是47%到48%。把贸易进一步分解之后发现，亚洲国家出口里，用作亚洲地区最终消费的份额占32.5%。也就是说以东亚为主的亚洲贸易，真正用作本地区消费的只有1/3，剩下的部分如果只让一个经济体来负责调整，在短时间内是非常难的事。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双顺差的格局到了必须要改变的时候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他说，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它既包括贸易，也包括汇率、投资、金融，是一个全面的挑战。受此影响，中国今后的出口比例会持续下降。对此，建议中国采取三个办法应对。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没有选择的。”张燕生说，“它的核心就是从战略的调整，体制的变革和增长动力的改变入手，改变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激励导向。”

　　第二，国际收支的结构调整。张燕生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整个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的改革，对中国来讲恐怕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双顺差的格局已经到了必须要改变的时候。对中国来讲，应当更加重视进口，更加重视调整出口，而且应当更加重视如何能够利用我们目前竞争力比较薄弱的跨境 服 务 来 改 变 我 们 制 造 业 的 竞 争力。如果下一步能够把中国的商品、中国的资本、中国的货币、中国的银行进行周边的和全球的布局，变“中国制造”为“东亚制造”，变“中国制造”为“世界制造”，那么中国顺差降低就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外汇储备的调整，核心问题是怎么从发展和转型这两个现实 角 度 来 改 革 中 国 的 国 际 收 支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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