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和欧洲城市相比，传统中国城市常常被认为缺乏公共空间：不但没有广场、教堂、体育场等供不同人群聚集以交流意见的公共场所，而且也没有一个活跃、自治的市民社会。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现在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虽然中国城市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但同样存在一个生命力顽强的社会共同体，人们自发地维护公共福利，并分享着共同的社区空间。大体上，这也是本书想要证明的，因为在王笛看来，茶馆就是成都这座城市的灵魂和缩影——茶馆不再仅仅是人们去喝茶的地方，而是这座城市中的公共空间。

　　每个初到成都的游客都会注意到它悠闲的城市性格，市民喜欢在茶馆里摆龙门阵，民国时许多记载都证实“此地人民生活得特别休闲”，尤其下午时分，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似睡非睡之中。当时仅50万上下人口的成都有600家茶馆，而今天甚至已达到3000家以上。有民谚不无夸张地说：“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

　　确实如此。茶馆有好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它对任何社会阶层开放，因此汇集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它是一个事实上的社会中心，普通市民常常在那里开始和结束他们的生活；它也是一个舆论平台，人们在此交流信息、意见甚至流言蜚语，这种议论本身就能有力地制裁偏离社会规范的任何社会行为，很少有人能经受长时间地被周围人非议和指责。此外，围绕着茶馆也逐渐发展出一套地方文化，不仅是品茶礼仪，还有戏曲艺术——在成都，最早的戏园从茶馆中衍生，这与北京正好相反，在北京最早的茶馆产生于戏园。茶馆事实上兼具会客室、市场、广场、剧院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因而成为每个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它还充当着社会的安全阀，人们可以在那里发泄不满。

　　在这个特定空间里，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富有弹性的自我调适之中。成都人一度甚至将茶馆视为“民事法庭”，彼此有纠纷时就去茶馆讲理，除非谈判破裂才走向法律诉讼，由此还产生了一个特定的方言词汇“吃讲茶”。如王笛所言，这也反映了地方社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治，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力量，也因此，1946年政府发告示禁止“吃讲茶”这种“私了”的方式。这也表明茶馆里的冲突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反映，有时人们就在茶馆里进行政治活动或批评社会现状，甚至偶尔演变为暴力冲突，以至于1945年夏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以“易藏奸宄”及“盗窃案件频频发生”为由，要求市政府取消学校周围的茶馆。

　　不论好坏，茶馆就代表着这座城市本身，“茶壶里的风波”也正折射出这个城市社会的性格、矛盾和变迁——尤其是，国家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清末的成都没有市政府和警察，社会基本依靠不领工资的地方精英自治管理，而在随后的城市改良和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力量逐步向下渗透，同时茶馆也以其坚韧和灵活性来继续保持地方文化的特色。这实际上也是本书讨论的主旨，延续了作者上一本著作《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提出的核心论述，即“社会改良者和国家权力怎样通过公共空间的使用，来改造大众文化，以及下层民众是怎样对这种变革作出反应的”。

　　清末以来，精英阶层常常强烈地表现出一种改造传统城市和大众文化的意图。在全国各地，城市卫生和大众的行为举止都成为有待改进和规范的领域，它们都归结为一个词，即“文明”。正因为城市清洁是衡量“文明”成都的重要指针，1902年成都刚设立警察，首先处理的问题就是改进卫生状况。当时的改良者对茶馆许多问题都相当不满，例如里面上演的戏剧常常宣传传统道德观和“封建迷信内容”，茶馆有时成为帮会聚集之地，而女性进入茶馆也让他们深感不安。这种改造、控制的意图，与茶馆的调适，几乎贯穿着晚清民国期间成都的整个历史，用本书中的话说，“茶馆是一个微观世界，显示了现代城市改良的理论和实践的几乎每一个方面。”

　　政府关心茶馆秩序并试图加以规范、控制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茶馆体现着这座城市的形象，并集中反映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秩序。为此，茶价也成为一个控制甚严的敏感问题，因为茶价的波动直接影响着市民的生活。通过与茶馆公会的合作协调，政府也得以规范这个行业的行为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不过在民国时期，国家从未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茶馆里的暴力冲突。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首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种微观历史给人带来的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的画面感——它已经不仅仅属于成都人。无疑，茶馆是成都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间，那里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社会变迁，因而成为它最具指示意义的标本，这也是王笛选择茶馆来复原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的原因。他一直在深入挖掘这座城市近代以来的历史，也成功地展示了城市史所具有的魅力。

　　成都的茶馆也折射出中国地方文化本身丰富的多样性。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在20世纪前半叶的50年间，成都很少遭受战祸影响，也不是政治冲突的中心，但同样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这使成都既有中国文化的共性，又具备其难以遮蔽的地方性特点。书中提到的成都人“吃讲茶”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人常常喜欢在饭桌上解决问题，只不过成都人是在茶馆里解决；而茶馆作为一个人们经常在其中交流交际的场所，人们彼此间也非常熟识，正如传统的熟人社会中，普通中国人也看起来认识在集市上碰到的所有人，且“脑子里似乎装有每个人的完整档案”（施坚雅语）。这些不但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地方文化的认识，也为相关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当然，本书也还有可进一步深入考虑的方面，例如茶馆的空间结构和地理分布。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洞见，如果围绕着某个静止的建筑物形成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那么前者将在人们的互动中充当至关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枢纽。茶馆无疑也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充当了这样的意义枢纽，在此有必要突破城市史的樊篱，更进一步引入人文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讨论。茶馆的设计、位置、朝向、地理分布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人们日常的空间活动、交友和社区内的组织形成模式。

　　王笛师从罗威廉，专注于城市史研究，不过“城市史”这一归类本身可能也是一种限制。对城市的研究常常充满社会学旨趣，而本书在史学上的成功或许更大于社会学层面——简言之，它虽然成功地复原了一个生动的历史画面，但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则相对有限。事实上，作者有时不免让人觉得过多地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国家，对成都社会和茶馆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的“自治”特性强调过甚，简化了社会与国家之间那种既认同又反抗的复杂互动。大部分国家控制手段都依赖于某种程度的认同、理解、合作与配合，作者在此正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国家力量向茶馆社会的渗透，与其说是国家单方面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