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我看来，没有杂文，随笔不是更好吗？天马行空，我手写我心，畅所欲言，何不乐而为之？

　　■向继东专栏

　　每年给长江文艺社编“杂文年选”，序文我总想有一点新意。今年的序文我加了个标题：《告别杂文时代》，给纸媒也发了。昨接《杂文选刊》编辑来电，说“杂文专版撷英”要选我责编的《湘声报》“读书·沧桑”副刊文章一组。按惯例，要我谈谈杂文，或是谈作为一个杂文编辑与作者的沟通，或是版面文章的选取标准等等。我想到马上要交稿，且现在手里正有放不下的活儿要做，只得偷懒，把这个序文拿来。这也不是应付，相反，我是认真的，因为这篇小文表达了我对杂文的一些思考。以下就是略经编辑的这篇文字：

　　恕我孤陋寡闻，没有读过西方文体史，也不知西方是否有所谓“杂文”这种体裁，但凭直觉，西方常盛不衰的文体大概是随笔吧。几百年前，西方人就获得了言论自由，说话写文章，不必曲里拐弯、讳三讳四的。

　　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以曲折、隐晦的手法，转弯抹角地针砭时弊、讽刺现实，乃至把篇篇短文比作“投枪”和“匕首”，开创了一个杂文鼎盛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杂文越是发达的时代越是黑暗可怕的。当年的鲁迅，尽管被誉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字“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有话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说得不好还要赔上性命。这是什么时代，还用多说吗？

　　杂文昌盛的时代不是好时代，杂文昌盛，言论就必然淡出了。何谓言论？傅国涌先生说：“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追求好时代，是每个公民的期望。这样的时代，应该是人人可以畅所欲言的；不会因为写几篇小文章，说几句不中听的话，或者在别人的文末签个什么名，就要送掉性命，或送进监狱，或被传讯革职。

　　当今言论不振，许多纸媒虽曰重视“时评”，但太多写得“像杂文”，要么躲躲闪闪，要么成了过滤的刻板的“据报载”，了无新意。

　　什么是好文章？见仁见智。窃以为，作者首先应对生活的当下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不轻易妥协，不苟活；然后是不把简单的事情（或道理）复杂化，不把复杂的事情（或道理）说得云里雾里。

　　应当承认，文章是有大家、小家之分的。所谓“大家”，就是能把最深奥的道理、最复杂的事情，用最简洁明了的话语说清楚。这里要特别说明一句：我比较偏爱学问家的小品，如老一辈的有钟叔河、朱正等，晚一点的有葛剑雄、沈敏特、丁东、张鸣、景凯旋、谢泳、于建嵘、党国英等等。这些学者不仅在书斋里，而且心忧天下，行走在田野，往往小文章见大道理，普及了常识。当然，我也很喜欢那些带血性的文字，如常年活跃于言论界的邵燕祥、陈四益、黄一龙、鄢烈山、刘洪波、笑蜀、长平、熊培云等等。

　　末了想起一本书，是薛涌的《直话直说的政治》。我觉得这书名很好。只有政治谁都可以直说了，那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曾经有人担心“杂文已死”，“直话直说到处奔流”；其实，这样的境界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如果说话不必再忌讳什么了，那才是真正的民族之大幸。因此，我倒希望告别杂文时代。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吃杂文饭的朋友，也许他们心里不快了：“杂文没有了，岂不失业？”其实在我看来，没有杂文，随笔不是更好吗？天马行空，我手写我心，畅所欲言，何不乐而为之？届时，“杂文选刊”更名“随笔选刊”——或许还抢个先，属独家的，发行量说不定会猛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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