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侯美丽陈艳红

　　金融危机以来，曾经愁云惨淡的世界经济逐步释放出乐观积极的信号，中国更是率先实现复苏。在这个过程中，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在新年伊始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曾与积极财政政策“同壕作战”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收紧趋势似乎渐渐明朗，中国财政政策的未来走向愈加引人关注。

　　在3月21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主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及后续战略展开热议。

　　现在谈，心情轻松

　　今天，和煦明媚的天气暗示着冬天已经走远，一如逐渐趋好的世界经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坦言，在这个时间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心情要比去年轻松很多。

　　王军列出了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2009年，中央财政对民生支出合计7426亿元，增长31．8％；用于三农支出7253亿元，增长21．8％；安排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1274亿元；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达到28621亿元，增长29．8％；实行结构性减税50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从1800亿一下子增加到7500亿，全国财政赤字达到9500亿，但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仍控制在3％以内，国债余额占ＧＤＰ的比重在20％左右。

　　这些看起来有些枯燥的数据既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以肯定，也为继续实施预留了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约翰·列普斯基在评价中国2010年的中央财政预算方案时表示，政府公共支出的结构正在进行改变，更多地从基础设施转向促进人力资本和消费方面的投资，包括教育、健康、社会保障方面的结构方面的改善，带来生产力的最后增长，同时可以直接向消费提供支持，减少人们所谓预防性储蓄的需要。

　　王军特别表示，今年将继续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上山容易下山难

　　虽然王军充分肯定了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但他用“上山容易下山难”的俗语来形容退出政策是更加艰难的选择。

　　“如果我们把刺激政策的决定比作上山、把退出政策的决定比作下山的话，退出政策还要难一些。这是由退出政策自身的规律性所决定的。刺激政策的决定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渐进温和的，至少不会像我们国家8、9月份钱塘江江潮一样轰然而来悄然而去。”王军说。

　　王军还表示，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技巧。比如说是先退出财政政策还是先退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货币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财政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

　　王军强调，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转向，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还要考虑国际间的协同，但最终要根据自身经济的恢复情况来决定何时退出、怎样退出。

　　收紧应在2011年开始

　　约翰·列普斯基认为，虽然对绝大多数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在2010年仍然有必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如果我们需要的经济恢复能够按照预计的步调继续下去，财政整合收紧政策应当在2011年就要开始。

　　关于怎样退出，约翰·列普斯基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政策制定者应当向国民清楚表明为什么回到过去非常审慎的政策才能够保持经济健康成长；第二，加强财政体系和制度建设。这样可以进一步稳定未来财政走向，承受更多调整带来的疲劳感，同时提供可以预见的调整和努力框架，具体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强支出管理、改善税收管理；第三，每个国家要量身订做一些福利方面的改革，包括提高退休年龄，这会带来长期财政方面的收效，但短期看不会对需求产生太大影响。

　　王军认为，中国政府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越来越强，也能够越来越娴熟地驾驭经济走势，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一定会实现平稳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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