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瑶

　　 中国钢企再度“上书”。

　　 3月15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与武钢集团的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证实，国内主流钢铁企业达成协议，联名上书国务院，希望将铁矿石谈判上升至国家层面。该协议是3月11日中钢协召开副会长以上内部会议时确定的。

　　 本报记者获得的部分上书内容显示，钢企希望国家部委高度关注铁矿石谈判，并给予相应干预，制止三大矿山不顾市场规律随意涨价；同时，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在今年推行进口铁矿石代理制。

　　 该上书内容还表明，目前三大矿山要求的涨幅，已经远超钢铁企业能承受的范围。据了解，淡水河谷有意将铁矿石价格上涨80%以上。这极大地挑战了国内钢企预想的30%涨幅。

　　 15日，澳大利亚政府迅速做出回应。澳方贸易部长表示：“我们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相应地，我们要求中国的行动应符合市场准则。”

　　 国内钢企在2009年也曾经向有关部门“上书”，不过对铁矿石谈判结果并不起作用。作为买方的钢铁企业在强大的铁矿石供应商面前的弱势暴露无遗。

　　 面对越来越见底的利润池，中国钢企不愿继续做忍者，他们企望政府出手相助。但在供应商比其所供货的产业更为集中的情形下，他们面临的无疑是霍布斯选择。而澳元升值、美元贬值令限制涨幅的希望更为渺茫。

　　 反对过高涨幅

　　 “很抱歉，原定于晚上7点的采访推迟到明天，我要去钢协参加一个紧急会议。”11日下午，一位前来北京参加“两会”的钢企人大代表发短信给本报记者。

　　 11日晚，一位业内人告诉本报记者，中钢协紧急召集前来参加“两会”的钢企代表，就铁矿石谈判问题商讨对策。

　　 中钢协会长、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在会上提议，就铁矿石谈判问题联名上书国务院，该提议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

　　 “上书”内容显示，目前，铁矿石谈判的难度已超出预料，三大矿山所要求的涨幅已远远超过中国钢铁工业成本的附加值，导致谈判再度陷于僵持境地；而面对矿山的涨价要求，钢铁企业基本束手无策。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在此次内部会议中，钢企代表们重申坚持长协机制的立场，并预测中国钢企很可能被迫接受三大矿山的涨价要求。

　　 一位国内某大型钢企的总经理表示，目前，国内钢企的涨幅“底线”，已较原来的20%至30%略微提高，“只要能保证企业的一点点利润，估计就会接受了”。

　　 华菱钢铁集团的一位高层也对记者表示，“去年年底，我们预计涨幅是10%，今年年初预计涨幅提高至20%，后来又提高到30%，现在看来，30%是远远不够了。”

　　 钢铁业“三巨头”之一鞍钢集团总经理张晓刚称，原来预计30%涨幅，目前“似乎挡不住了”。

　　 3月15日，本报记者从一位澳大利亚矿商处获悉，力拓、必和必拓原先所要求的40%涨幅，是在美元不贬值的前提下涨价。

　　 由于铁矿石以美元结算，而目前，单就美元贬值这一因素，2009年三大矿山与日韩达成的长协价已下降近30%。“加上美元贬值的因素，估计（澳大利亚）矿山至少要求涨价70%。”

　　 此外，据了解，目前，淡水河谷要求今年的铁矿石合同价格涨80%至90%，欧洲钢铁工业联盟（下称欧钢联）公开反对该涨幅。

　　 如果说，出乎意料的涨幅对中国钢企来说意味着成本危机加重，那么，三大矿山执意要求打破年度定价机制、跟随现货市场定价，则是一场更大、更持久的灾难。

　　 从去年开始，必和必拓似乎铁了心要推行指数定价，该定价方式根据现货价格作出调整；今年，年度定价机制的忠实拥护者淡水河谷也一改往日态度，公开声称“公司将支持改变年度定价机制”，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现货定价。

　　 钢企代表们在“上书”里表达了坚持年度定价的态度，因为这种定价方式对钢企来说，价格和货源都更稳定。

　　 邓崎琳也表示，如果在市场采购现货，大部分钢铁企业就要承受比较大的成本压力。

　　 这意味着，现有条件下，国内钢企要么拒绝现货定价机制，要么接受“出乎意料”的涨价要求。前者，正如邓崎琳所暗示，国内钢企将极力拒绝，政府部门如何干预三大矿山“漫天要价”？

　　 国内钢铁业咨询机构My Steel分析师曾节胜表示，从以前政府干预经验来看，政府不大适合干预铁矿石谈判，“我不知道除了坐下来和三大矿山好好协商，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可行”。

　　 推行进口铁矿石代理制

　　 “上书”内容显示，目前三大矿山掌握主动权，铁矿石处于买方市场，今年铁矿石谈判形势非常不乐观。

　　 代表们在“上书”中陈述，今年铁矿石谈判结果只有两个，一是中国钢铁企业大面积、大幅度亏损，二是钢铁企业自身不堪重负，被迫提价，将成本压力传导至下游汽车、造船、家电等行业。

　　 “上书”总结，中国钢铁企业一旦被迫接受三大矿山涨价要求，不但给钢铁业带来重大损失，还很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上书”中的另一重点内容，是呼吁政府摒弃“贸易保护主义”的质疑，在国内推行进口铁矿石代理制。因为，实行进口铁矿石代理制，是“整顿国内铁矿石进口市场混乱的关键，也能大大提高中国钢铁行业在谈判中的话语权”。

　　 邓崎琳在“两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进口铁矿石代理制无法实施的原因“不在于企业，在于政府某些部门，他们可能担心保护主义等会对中国不利，他们比较谨慎”。

　　 但邓崎琳反对进口铁矿石代理制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嫌疑”，“保护主义哪个国家都有，适当有一点没什么坏处，你自己的国家不保护自己的企业，那去保护谁啊！”

　　 市场空前混乱

　　 让邓崎琳发出上述呼吁的，是国内铁矿石贸易秩序乱局。

　　 华菱钢铁集团的高层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铁矿石进口市场“已到了一个空前混乱的程度”。

　　 据本报记者从多家钢铁企业了解，目前，国内钢企并未像中钢协此前所宣称的，与三大矿山达成“临时价格”，而是采取各自进口的方式。

　　 “没有临时价格，现在国内企业都是各自为政、各显神通。”邓崎琳对本报记者证实。

　　 虽然国内铁矿石贸易秩序混乱已非“一日之寒”，但至少每年还有一个年度长协价格可依。但今年，由于中方去年没有与三大矿山签订正式合同，导致市场陷入空前混乱。

　　 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王义芳对本报记者举例，甲企业去向矿山要矿石，人刚走，乙企业来了，说“给我吧，不要给他”，等乙企业一走，丙企业来了，也说，不要给他们，把矿石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人家早知道我们的价格底线了，还怎么谈判？”王义芳说。

　　 有市场人士建议，国内十几家大型企业联合起来，也许可以改变谈判局势。

　　 对此，邓崎琳表示，由于钢铁业集中度很低，“60%、70%的需求量都先谈好了，剩下的三大矿山才不急呢，正好看看手中的矿，哎呀，的确有点紧张，你们要么接受这个价格，要么去现货市场买吧”。

　　 曾节胜表示，如果政府真的介入铁矿石谈判，第一步应该下定决心整顿铁矿石贸易市场；而强迫矿山降价，“基本不可行”。

　　 克林表示，中国钢企“不应让中国政府介入谈判”，“解决问题有很多方式，但不能通过让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我们反对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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