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数据显示，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7%，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5.4%，无论是CPI还是PPI都超出了市场预期，不过大部分市场分析人士都认为，通胀目前并不严重，加息没有必要。

　　2月份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投资、消费、进出口的数据都非常强，中国经济在政府的强力刺激下，的确表现出剧烈反弹甚至亢奋的势头，即使在对中国是否已经克服危机、走上正轨方面有一些疑惑，但是第一季度的高数字是确凿的。而且2月份的CPI已经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负利率”阔别一年多后看上去又回归了。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反对加息的声音认为2月份的数据是“偏中性”的，加息应当在6月份以后，这其实隐含着他们对通胀不断走高的判断。既然已经存在“通胀将会不断发展”的共识，那么为何不预先进行预期管理？

　　坦率地说，或许应该支持尽早加息。但是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正在弥散一种“反思宏观经济学”的思潮，继“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指责之后，新添了“低通胀原教旨主义”指责。讽刺的是，提供指责“低通胀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弹药的重要人物是IMF首席经济学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他发表了抨击过去尊崇的“低通胀目标”思想。他认为，将通胀保持在2%左右的目标是很糟糕的，应当将通胀目标放在4%的温和水平，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不容忍较高的通胀，那么该国的利率水平也不会较高，一旦金融危机发作，央行削减利率的空间就太小了……”

　　布兰查德似乎是“尼采”，要重估一切基本价值，他试图将1996年怀俄明州Jackson Hole全球央行会议上达成的“低通胀”原则完全颠覆掉。讽刺的是，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在1997年之后对“华盛顿共识”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表组织IMF实施连续多年的羞辱之后，现在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都是由一批喜爱调控的大政府主义者完成了全面的接班。这些凯恩斯主义者善于进行各种曲解，急不可待地丢弃过去的原则。例如他们竟然认为，日本衰退十年提供的经验证明了日本央行使用泰勒规则来保持1%的通胀目标是错误的，这造成了日本长期通缩。这种英美式指鹿为马的判断几乎遭到日本本土经济学家的鄙视，日本经济学家Takatoshi Ito在其论文《Great Inflation and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in Japan》反复阐述了日本央行加息的缓慢和对通胀的容忍导致了空前的恶果。

　　将美国次贷危机发作后，形成的暂时性片段性通缩，看作是“过去一味关注低通胀”所致，有点莫名其妙。格林斯潘都承认美联储剔除了CPI很多重要指标，造成了危机前的低通胀印象，并以此延续低利率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危机恰恰是当权者隐藏了高通胀、不关注经济体系内的相对价格变化，对泡沫采取“鼓励”的态度，认为泡沫可以对抗衰退。而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特点？值得商榷的统计体系和与民众感受完全不同的统计数字(例如对房价全年增长1.5%)，央行对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否有足够的敏感和关注？温和通胀是一种“稳态”路径，是否真的对未来不产生扭曲，这些都需要谨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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