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

　　从2009年6月开始，中国的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轻工业，到2009年11月已经达到22.2%，超过轻工业9.6个百分点。重工业是“两高一资”的代名词，并非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当今中国发展阶段的产物。

　　国泰君安研究所所长李迅雷最近撰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1999年，新一轮以城镇化、消费升级和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上升周期出现，中国开始了重工业化的进程。2009年6月开始的重工业化再度加速，还是由投资和消费拉动的，投资主要是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和2009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的加速，消费主要是汽车、家电和电脑等的消费，仅此三项的消费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从而拉动了钢铁、水泥、石化、电力、工程机械、电力设备和汽车等重工业企业的高增长。

　　因此，与以往的重工业化不同之处在于，本次重工业高增长是在外贸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出现，并主要靠内需拉动的，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李迅雷认为重工业化是难以跨越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还要持续15年时间，或许还会更长。在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的重工业化主要是为了适应城市化及满足中低收入者的需要，即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后，有望成为“世界市场”。

　　樊纲同意李迅雷的看法，吴敬琏、林毅夫则坚持比较优势原则，反对这种看法。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指出，金融危机后，在政府投资的驱动下，中国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资本劳动比）迅速上升，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绝对水平也高于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了。或者说，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的力量，赶不上政府主导型、投资驱动型、重化工业化的中西部的工业发展。

　　蔡昉举出意大利南部美左桥诺的现象，以及两德统一以后东德的情况，来说明，单靠政府大量地转移投资、补贴，所诱导出来的产业，不是吸纳就业的产业，也没有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得以提高。他担心中国的中西部会不会成为第三个美左桥诺。

　　我同意李迅雷所强调的“重工业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过程”，这里对于投资的暗示就是，重工业企业的投资价值不应该被贬低（似乎是被转变发展方式的对象，要淘汰的），但同时，蔡昉的提醒也很重要，即如果重工业化不是资源禀赋的选择，而是政府上项目、搞补贴、追逐GDP的结果，那么，2009年之后的重工业化的繁荣就会在未来几年内大打折扣。

　　如果要在李迅雷和蔡昉的观点之间找一个平衡，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就要去分析，哪些重工业化是和真实的消费者需求相结合的，哪些是拜政府一时的投资而繁荣、很难持续的。对前者，应该积极布局，对后者，应该十分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