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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卿:刺激政策应逐步淡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06日 05:05  21世纪经济报道

  肖明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将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此“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这是前不久中央政治局维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后,再一次明确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的表态。

   不过目前各界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分歧仍很大。一方面分析认为经济可能出现过热,另一方面则认为,今年随着信贷紧缩,经济也可能探底。

   也许,需要等待国家统计局下月公布一季度经济环比数据,才能明确判断经济未来走势。

   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增速仍定为8%,新增信贷数在7.5万亿,广义货币增速为17%,居民消费目标为3%。同时,明确保持适度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安排财政赤字10500亿元。

   对于这样的预定计划和安排,可能会出现哪些新问题,在继续实施中央扩大投资计划,并提高预算赤字的前提下,应该做哪些更大的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记者对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做了专访。

   此前人大财经委已经在2月3日和4日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以及2009年预算报告和2010年预算草案等进行了初步审议。审议报告上交了人大主席团和代表。一些委员认为,需要关注经济大起大落,金融系统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以及通胀风险等。

   尹中卿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他对财政债务及赤字、中央公共投资、财政预算及转移性支付以及金融风险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对一些风险问题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对很多数据能信手拈来。

   刺激政策应逐步淡出

   《21世纪》:你对今年经济形势怎么看,目前分歧很大,有人说可能会经济过热,有说可能再次探底,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尹中卿: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8.7%,成绩来之不易。2010年我国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潜在的经济风险比2009年甚至更多。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经济增速大起大落的风险。

   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48万亿,比2008年增长了30.1%,在后危机阶段,经济刺激政策的效应可能减弱,城乡居民收入短期难以较大幅度提高,新的消费热点也没有形成,所以进一步拓展国内消费还受到制约。民间投资尚未实质性起动,加强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筹措困难,所以进一步扩大投资难度加大。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当中,我们解决了“去库存化”问题,但在一些行业又出现了新的产能过剩。因此2010年经济增速既有大起的可能,也有大落的风险。目前令人担忧的,不是衰退而是过热,所以应该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避免经济上升过快所导致下滑,陷入W形冷热循环怪圈。

   《21世纪》:去年年底以来,央票利率有所上升,存款准备金率两次提高,你对今年刺激政策和调控有何看法和建议?

   尹中卿:在后危机阶段,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当统筹规划,无缝衔接,稳步着陆,逐步淡出。不仅要避免直接二次探底,还要避免因为经济过热造成的二次探底。整体上来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应该早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关键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实际上,去年8月份宽松货币政策就开始在逐渐地退出。

   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先后两次提高央票利率、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就是为了解决信贷投放的节奏,避免季度之间、月度之间的大起大落。在敏感时期,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要循序渐进“软着陆”,少说多做,甚至不妨“打右灯朝左拐”。因为现在相当部分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没有进入中小企业,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退出,会导致部分地方、行业和企业资金链断裂,影响经济的回升向好。

   此外,还需要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密切监控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以及结构性通胀的风险。

   《21世纪》:从最近两个月看,CPI指数开始快速回升,许多人开始担心通胀问题,你认为今年有大的通胀风险吗?

   尹中卿:不能单看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为现在这个CPI指标体系不能全面反映通胀情况。另外就是很多人鼓吹“通货膨胀无害论”,认为在我国CPI上涨3%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达到6%或者8%,不算是通货膨胀。

   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准确,特别是现在流动性过分宽余,部分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很多资金包括国外国内“热钱”在虚拟经济中投机涌动。我们对通胀预期和结构性通货膨胀一定要保持警惕。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不是很好,利润较低,沿海地区大量民间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流动出来,倒煤矿、买矿山,到全国各地炒房地产,甚至发展到今年春节前到海南炒旅游宾馆的房号。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国内这些像流沙一样的投机“热钱”固定下来,逐步吸引到实体经济中。我认为最根本的途径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商环境,增加实体经济的盈利性,使得在虚拟经济中流动的热钱进入实体经济。

   去年以来,大规模投放的基础货币和天量贷款所产生的流动性对物价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CPI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所覆盖的普通商品价格上,而且也表现在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飙升上。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仅要避免CPI和PPI上涨过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要避免结构性通货膨胀演变为全面性通货膨胀。

   减少中央项目审批

   《21世纪》:目前地方的财政压力很多,主要依靠卖地来增加收入,如何解决地方的财政困难?

   尹中卿:自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之后,中央集中比较多的财力,地方财政确实面临比较多的困难。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建立财权与事权相配套的财政税收体制。

   很多人认为,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和财税政策存在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财力和审批权力过分向中央集中,地方行政权承担的责任多,拥有的财力小,施政手段不多。中央集中的财力每年都需要通过转移支付下到地方,不仅有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有专项转移支付。这样的财税体制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容易滋生腐败。下一步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在于建立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制度。

   在现有体制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改变2009年投资管理体制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中央部委不要直接批那么多项目了,可以打包、切块给地方政府。地方也就不需要像现在这样频繁到北京找国务院各部门要项目了,地方政府其实最知道什么项目是最必要的。

   《21世纪》:也就是说要改善中央投资的管理方式?

   尹中卿:发改委和国务院部委管的项目太具体了,甚至10万元的项目都要管;管的部门也太多了,一个项目通常有多个部门来管,甚至在发改委内部就有不同的司、局来管,这样的投资管理体制效率可想而知。

   在投融资方面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逐步减少国务院部门直接管项目,更多的投资项目放到给地方管。

   去年我们到地方调研发现,有的地方一个中医院的项目,分别以农业、卫生、中医药管理等多个口的名义上报,如果归口到地方,中央的资金直接切块下达到地方,减少审批环节,就有利于改变中央部门管得过宽过广的情况。

   另外,要提高投资管理的效率,能够地方政府去管的就不要中央管,能够一个部门去管的就不要多个部门去管。在这方面去年就开始有所改进,中央政府公共投资一部分资金直接切块分到省里,更多地利用市场来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集中精力做好检查监督。当然,这要慢慢改,不会是一下全部改。

   《21世纪》:2010年中央新增投资还有5800多亿元,全部的中央公共投资还有近1万亿元。如何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具体哪些资金最需要关注?

   尹中卿:最需要关注的是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转移支付资金包括一般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09年共有2.3万亿元,其中一般转移支付资金1.1万多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2万多亿元。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这些资金中有些用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农村饮水、交通运输等,也有保障性住房建设支出等。

   《21世纪》:地方抱怨中央投资配套资金不足,你有什么建议?

   尹中卿:第一,配套资金不应该一刀切要求,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项目应该有所差别。有些必需的项目,即使地方没有钱中央也应该支持建设。比如,许多地方有关社会保障、民生的项目,中央投资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不一定强行要求地方配套资金。第二,增发地方政府债券。第三,改善投资结构。第四,带动民间投资。中央投资的目的是带动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现在就是要开放一些投资领域,尽可能地吸引民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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