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明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将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此“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这是前不久中央政治局维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后，再一次明确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的表态。

　　 不过目前各界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分歧仍很大。一方面分析认为经济可能出现过热，另一方面则认为，今年随着信贷紧缩，经济也可能探底。

　　 也许，需要等待国家统计局下月公布一季度经济环比数据，才能明确判断经济未来走势。

　　 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增速仍定为8%，新增信贷数在7.5万亿，广义货币增速为17%，居民消费目标为3%。同时，明确保持适度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安排财政赤字10500亿元。

　　 对于这样的预定计划和安排，可能会出现哪些新问题，在继续实施中央扩大投资计划，并提高预算赤字的前提下，应该做哪些更大的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记者对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做了专访。

　　 此前人大财经委已经在2月3日和4日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以及2009年预算报告和2010年预算草案等进行了初步审议。审议报告上交了人大主席团和代表。一些委员认为，需要关注经济大起大落，金融系统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以及通胀风险等。

　　 尹中卿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他对财政债务及赤字、中央公共投资、财政预算及转移性支付以及金融风险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对一些风险问题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对很多数据能信手拈来。

　　 刺激政策应逐步淡出

　　 《21世纪》：你对今年经济形势怎么看，目前分歧很大，有人说可能会经济过热，有说可能再次探底，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尹中卿：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8.7%，成绩来之不易。2010年我国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潜在的经济风险比2009年甚至更多。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经济增速大起大落的风险。

　　 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48万亿，比2008年增长了30.1%，在后危机阶段，经济刺激政策的效应可能减弱，城乡居民收入短期难以较大幅度提高，新的消费热点也没有形成，所以进一步拓展国内消费还受到制约。民间投资尚未实质性起动，加强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筹措困难，所以进一步扩大投资难度加大。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当中，我们解决了“去库存化”问题，但在一些行业又出现了新的产能过剩。因此2010年经济增速既有大起的可能，也有大落的风险。目前令人担忧的，不是衰退而是过热，所以应该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避免经济上升过快所导致下滑，陷入W形冷热循环怪圈。

　　 《21世纪》：去年年底以来，央票利率有所上升，存款准备金率两次提高，你对今年刺激政策和调控有何看法和建议？

　　 尹中卿：在后危机阶段，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当统筹规划，无缝衔接，稳步着陆，逐步淡出。不仅要避免直接二次探底，还要避免因为经济过热造成的二次探底。整体上来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应该早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关键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实际上，去年8月份宽松货币政策就开始在逐渐地退出。

　　 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先后两次提高央票利率、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就是为了解决信贷投放的节奏，避免季度之间、月度之间的大起大落。在敏感时期，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要循序渐进“软着陆”，少说多做，甚至不妨“打右灯朝左拐”。因为现在相当部分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没有进入中小企业，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退出，会导致部分地方、行业和企业资金链断裂，影响经济的回升向好。

　　 此外，还需要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密切监控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以及结构性通胀的风险。

　　 《21世纪》：从最近两个月看，CPI指数开始快速回升，许多人开始担心通胀问题，你认为今年有大的通胀风险吗？

　　 尹中卿：不能单看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为现在这个CPI指标体系不能全面反映通胀情况。另外就是很多人鼓吹“通货膨胀无害论”，认为在我国CPI上涨3%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达到6%或者8%，不算是通货膨胀。

　　 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准确，特别是现在流动性过分宽余，部分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很多资金包括国外国内“热钱”在虚拟经济中投机涌动。我们对通胀预期和结构性通货膨胀一定要保持警惕。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不是很好，利润较低，沿海地区大量民间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流动出来，倒煤矿、买矿山，到全国各地炒房地产，甚至发展到今年春节前到海南炒旅游宾馆的房号。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国内这些像流沙一样的投机“热钱”固定下来，逐步吸引到实体经济中。我认为最根本的途径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商环境，增加实体经济的盈利性，使得在虚拟经济中流动的热钱进入实体经济。

　　 去年以来，大规模投放的基础货币和天量贷款所产生的流动性对物价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CPI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所覆盖的普通商品价格上，而且也表现在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飙升上。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仅要避免CPI和PPI上涨过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要避免结构性通货膨胀演变为全面性通货膨胀。

　　 减少中央项目审批

　　 《21世纪》：目前地方的财政压力很多，主要依靠卖地来增加收入，如何解决地方的财政困难？

　　 尹中卿：自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之后，中央集中比较多的财力，地方财政确实面临比较多的困难。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建立财权与事权相配套的财政税收体制。

　　 很多人认为，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和财税政策存在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财力和审批权力过分向中央集中，地方行政权承担的责任多，拥有的财力小，施政手段不多。中央集中的财力每年都需要通过转移支付下到地方，不仅有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有专项转移支付。这样的财税体制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容易滋生腐败。下一步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在于建立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制度。

　　 在现有体制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改变2009年投资管理体制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中央部委不要直接批那么多项目了，可以打包、切块给地方政府。地方也就不需要像现在这样频繁到北京找国务院各部门要项目了，地方政府其实最知道什么项目是最必要的。

　　 《21世纪》：也就是说要改善中央投资的管理方式？

　　 尹中卿：发改委和国务院部委管的项目太具体了，甚至10万元的项目都要管；管的部门也太多了，一个项目通常有多个部门来管，甚至在发改委内部就有不同的司、局来管，这样的投资管理体制效率可想而知。

　　 在投融资方面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逐步减少国务院部门直接管项目，更多的投资项目放到给地方管。

　　 去年我们到地方调研发现，有的地方一个中医院的项目，分别以农业、卫生、中医药管理等多个口的名义上报，如果归口到地方，中央的资金直接切块下达到地方，减少审批环节，就有利于改变中央部门管得过宽过广的情况。

　　 另外，要提高投资管理的效率，能够地方政府去管的就不要中央管，能够一个部门去管的就不要多个部门去管。在这方面去年就开始有所改进，中央政府公共投资一部分资金直接切块分到省里，更多地利用市场来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集中精力做好检查监督。当然，这要慢慢改，不会是一下全部改。

　　 《21世纪》：2010年中央新增投资还有5800多亿元，全部的中央公共投资还有近1万亿元。如何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具体哪些资金最需要关注？

　　 尹中卿：最需要关注的是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转移支付资金包括一般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09年共有2.3万亿元，其中一般转移支付资金1.1万多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2万多亿元。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这些资金中有些用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农村饮水、交通运输等，也有保障性住房建设支出等。

　　 《21世纪》：地方抱怨中央投资配套资金不足，你有什么建议？

　　 尹中卿：第一，配套资金不应该一刀切要求，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项目应该有所差别。有些必需的项目，即使地方没有钱中央也应该支持建设。比如,许多地方有关社会保障、民生的项目，中央投资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不一定强行要求地方配套资金。第二，增发地方政府债券。第三，改善投资结构。第四，带动民间投资。中央投资的目的是带动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现在就是要开放一些投资领域，尽可能地吸引民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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