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未来的十年，国人有很多的憧憬。每一个个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或许有不尽一致的愿景，但就整体而言，民富国强几乎是共同的目标。

　　国家如何强大？靠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民众如何能富？就是每一个国人，根据贡献大小（当然，也会考量到人道原则），去分享不断增长的社会总财富。无疑，没有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与发展，民富只是海市蜃楼般的奢望。

　　中国实行改革与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依靠政治稳定的良好局面、制度变革的效应、国人的辛勤劳动等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从社会财富总量看，国家日益强大，民众生活日益改善。这也为未来中国的继续进步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人均财富量的提升，并未给一些国人带来幸福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众所周知，即贫富之间收入差距多年来在不断扩大。本报昨天的报道称，九三学社提交的一份提案中透露，中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3月3日在其所做的报告中，还首次将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联系起来。

　　当收入差距问题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那已经远不是部分民众的幸福指数的问题。伴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这个命题或将从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逐渐演变成政治难题。而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又是一个制度问题，由转轨时期的体制、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的缺陷共同导致，包含了许多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现在确实已经到了深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时候。

　　我们在此前的社论中一再提到过，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径其实是较为清晰的，包括增加劳动力收入；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等等。

　　这样的改革路径，其中涵盖了许多方面的任务。归纳而言，收入分配公平理应从初次分配开始，但调节收入分配的重心还在二次分配环节，另外，在整个社会当中，要鼓励健康有序的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一般而言，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原则，缘由是这次分配主要通过市场实现。对于这个原则，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无太多异议。但应注意到的是，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个提法，其实暗含了现实国情下的初次分配过程，一味强调效率是行不通的。

　　比如，在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过多向金融资本、向政府税收倾斜的做法，就需要改变；又如，部分行业垄断现象的存在，导致这些行业中的从业者，特别是高管人员收入畸高，远超社会平均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考虑到对公平的兼顾，一味强调效率与市场，必然将会给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环节带来重重压力。

　　理论上说，二次分配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实施二次分配，主要依靠税收、支出，以及其他一些政策工具。近几年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的呼声一直较高，其实质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将社会财富在政府与民众之间重新分配。诚然，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不仅是个价值问题，也是个技术问题，税率怎么降、降多少需要严密的论证。总体而言，政府“还富于民”，既有社会意义，亦有经济意义。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当下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缘由，不在于劳动性收入的迅速拉开，而是国民间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给政府二次分配的政策运用提出了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政府的政策手段运作不当或失败，初次分配基础上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趋于拉大，有可能出现逆向分配的效果。

　　还应看到，分配的差距，还体现在关键性公共服务的分配严重不平等，比如基础教育与基本卫生保障及医疗资源的分配方面，就有明显体现。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将会与教改、医改的推进密切相关。另外，鼓励慈善事业的有序发展，也将弥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中的不足。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是平均主义。从古至今，“民富国强”皆为太平盛世的理想。我们所期待的“民富国强”，既包含着社会财富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合理分配，也包含了社会财富在社会大众之间的合理分配。且理想中的公平与平等，是一个均富而非均穷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