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飞

　　 “去年两会，我也提了要注意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提案，不料一年过后，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谢卫告诉本报，继去年之后，今年会继续向全国政协递交《关于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建议》，“这个问题需要不断去提，直至中央拿出具体有效的措施。”

　　 本报记者通过调查各家银行，仅统计至2009年中，上海市和区县两级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已经超过500家，获取的贷款近6000亿元，授信已逾1万亿元。2009年下半年，上海的融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

　　 谢卫表示：“这些问题其实很复杂，地方也有其不得已的因素，最需要规范的是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关系，改变地方政府事权加大和财权上收的不合理状况。”

　　 “同时，更应当鼓励地方政府逐步实行预算公开，编制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并置于人大和公众的监督之下。”

　　 上海政府担保融资1852亿

　　 本报获得的更为详尽的数据为，上海市在总额超过2000亿的财政担保融资中，有91.9%是通过区县政府的融资平台提供的，金额达1852.66亿元。

　　 而央行的2009年调研结果显示，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不到1.3%，特别是县级平台几乎没有盈利。

　　 上海市人大财经委一位委员告诉本报，“此前，中央对于地方的融资平台是肯定的，但随着保增长新形势下的发展，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担保多与地方各级财政资金挂钩，但却不归财政部门管理，不受地方财政预算约束，更谈不上在阳光下运作。”

　　 该委员透露，此前曾经在一场会议上向上海财政局一位领导咨询此事，其表示也并不了解，融资信息的不透明已经非常严重。

　　 “地方的融资平台，是合法的。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部门去协调约束，政府担保，且口是一直开着的，没有和他的财力相匹配的。”该委员表示。

　　 据同样来自于上海的谢卫了解，政府担保主要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的财政，及地方政府掌握的大片土地进行担保，而土地出让金规模虽大，却只是一次性收入。

　　 据悉，目前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大部分项目采用的是城投模式，即注册一个公司放很少部分的钱进去，然后到银行贷款，其抵押物一般是以土地评估。

　　 2009年房地产市场大热，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占到地方财政的四成左右，可一旦市场下调、利率变动，地卖不动了，地方政府的资金链条就会紧张。

　　 谢卫在《关于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建议》进一步分析，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一部分债务都是隐性的债务，地方融资平台的行为往往与一般企业不同，银行很难对资金进行全程管理，社会也很难对其投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一切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和信用程度，这与目前我国银行的基本管理要求相违背。

　　 “一旦经济回调，或卖地财政受阻，地方的隐性财务问题就会爆发，中央财政就不得不施以援手，风险就会转嫁到中央。同时银行的信贷资金也会形成不良资产，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谢卫表示。

　　 强化监管地方融资平台

　　 而事实上，地方政府大规模的举债，中央对此已十分警觉。

　　 据悉，目前银监会已经通过内部渠道告知各银行在向“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中必须把握住“三条红线”不动摇。第一，严禁发放打捆贷款；第二，不得与地方政府签署无特定项目的大额授信合作协议；第三，对出资不实，治理架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资金管理运用制度不健全的融资平台，要严格限制贷款。

　　 “中央现在逐渐开始展开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清理之时，更重要是需要规范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关系，需要改变的不合理状况是，地方政府事权加大而财权上收，要完善分税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谢卫表示。

　　 “同时对《预算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地方自主发债的试点，同时也需要允许更多的投资主体来参与。这样既减轻了地方政府的担保压力，又引导了社会资金的介入。”

　　 而在地方层面，虽然目前各地尚无具体的政策出台，但是各界也在热议地方政府对此的责任。

　　 1月末上海两会期间，本报获得一位人大代表《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融资平台管理的建议》，该代表提议表示，首先必须在上海，设定政府负债率的控制指标，即根据市区县各级政府财力设定融资总量限额的约束及其权限，避免多头融资，多头授信，过度负债。

　　 其次，融资项目应严格限定用于投向服务世博的基础设施和城市重大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建设，用于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节能环保、民生工程、城乡一体化等的资金需求。

　　 而对于上海各级政府投融资的责任，上海这位代表同时建议：“应该明确财政、发改委、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同时建议组织部门将其纳入对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