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 李彬　杨连晓

　　进入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更加明朗，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以及国内资产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下，短期资金的流入再次开始引发“热钱来袭”的担忧。应该如何根据公开数据判断真实的国际收支状况？如何引导市场人士对于国际资金的流动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我国外汇资金运用将面临哪些改革？2010年的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如何？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进行了独家专访。

　　信息透明度提高方法与意义

　　第一财经日报：您此前曾提到“要提高统计数据的透明度，增加披露数据的范围”。那么，统计数据的透明度将如何提高？将要增加披露的数据有哪些？

　　管涛：关于提高信息透明度，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按国际规范提高数据编制的科学性。比如，这次公布2009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时，就按国际惯例，把估值变化引起的储备资产变动（即非交易项下资产的变动）做了剔除，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国际收支状况。现在，我们正在试编分季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以便与其他经济数据做同比分析。

　　二是增加数据披露的范围。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尽可能不涉及核心机密的情况下，把我们现有的数据向社会披露，比如除了国际收支数据之外，我们还要增加披露跨境收支、银行代客结售汇的数据。这些有很长时间序列的数据，可以做很多分析，但是要对这些数据做季节调整，否则在环比分析时可能会失去可比性。

　　另一个是保持数据披露的频率和时效性。原来国际收支数据披露的时滞比较长，差不多九十月份才知道上半年的数据，四五月份时才知道去年全年的数据，那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数据已不再受市场关注。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尝试引进数据修订机制，先公布初步数，再公布修订数。如果有新的数据来源提高我们的数据质量，还可以多次进行修订。再就是增加数据披露的频率，原来我们是按半年度公布，今年开始考虑分季度来公布国际收支平衡表。此外，我们将要增加新披露的数据，如银行涉外收付款，银行代客结售汇的数据，考虑披露频率为按季披露月度数。

　　日报：您认为提高信息透明度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管涛：我个人认为信息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经济日益开放和市场化的情况下，不透明、不确定是最大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透明不一定能消除金融风险，但不透明一定会加大金融风险。

　　对于监管部门，尽可能地获得数据做分析预警是职责所在。然而，统计数据是公共产品，是由其他社会主体申报的，如果统计数据不与社会共享的话，实际上会影响申报主体的积极性。而且，数据不透明，不利于通过多渠道对数据进行分析，提高整个社会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实际上，据我们了解，国外很多统计部门只负责客观地公布数据，由社会科研单位或研究人员进行分析和评论。

　　过分依靠监管部门通过数据采集、分析来判断识别风险，一方面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往往在敏感时期，监管或调控部门不适合对市场进行预警。而且，随着市场开放，监管和调控部门应该与市场有交流沟通的平台。成熟市场经常会在政策出台之前，通过沟通影响预期，市场就已经开始调整了，当政策真的出来之后，影响已经消化，不会有大的震荡。而且，在政府释放信息时，事前就可以对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提高决策的水平。当然，透明度也是有限的，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

　　这里，我还要呼吁全社会理解和支持统计工作。确实，统计不给每个申报主体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所以，现在我们工作中时常面临着的问题是，随着监管权限下放，申报主体配合统计的动力下降，导致取数困难。而且，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放松管制也意味着取消统计要求。这往往导致我们在开放过程中，面临既没有管理又没有数据的风险。

　　其实，经济越开放，越要防范风险，只有加强统计监测，在说得清的情况下才能更加放心地开放。你就是在美国做涉外金融投资，也要填写大量报表。没有大量报表的支持，美国财政部是不可能每个月发布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的。至少，我们现在就编不出来这个报告。

　　在这次危机中，可以感到很欣慰的是，在关键点上我们做出了及时的预警，正确的判断，但是也暴露了不少薄弱环节，我们对于很多微观的数据特别是存量数据，统计精度不够、颗粒度太粗，以致我们不能准确掌握境内机构在境外的风险敞口。好在我们目前还有严格的资本控制，从数量上客观限制了境内机构在海外的敞口，所以在危机中才没有蒙受重大损失。

　　外储资产统计新策有利数据可比

　　日报：近期公布的2009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对有关外汇储备资产的统计方法进行了调整，剔除了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的影响。那么，外汇储备中的资产重估非交易变价如何定义？对外汇储备的数额产生的影响如何？

　　管涛：这实际上就是估值变化。外汇储备里有不同的货币，货币折算会导致账面价值变动，但事实上没有实际的跨境资金流动。还有储备中的资产，例如买入的债券、股票，重估之后也会有账面价值的变动。

　　以往，平衡表中外汇储备资产的统计为各年末外汇储备资产余额相减的结果。虽然其记录方法不完全符合平衡表只记录交易数据的原则，但往年由于汇率、价格等非交易变动较小，其对判断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尚未造成重大影响。

　　近年来，由于我国外汇储备资产规模增长较快，并且国际市场美元汇率波动较大，外汇储备资产中非交易变动规模日益扩大，可能影响社会对真实国际收支状况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外汇局决定对平衡表中外汇储备资产记录方法进行调整。

　　今后我们会对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尽可能地往前追溯调整，使数据有可比性。在调整之后可能会发现，有些年度平衡表中净误差遗漏额的方向都变化了，就是因为原来的一些估值因素没法在线上处理，只能放到净误差遗漏里面去了。像2008年，净误差遗漏仍然在贷方，是正数，就是因为美元升值，非美元货币有汇兑损失，就造成了260亿的负值在借方，与市场的感觉都不一样。这也再次说明了，有些人利用净误差遗漏来推测违规资金流向是错误的，因为他并不清楚这数据是如何得来的。

　　用市场模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日报：在许多国家，外汇资产在民间的比例很高，而我国都集中在官方储备，这对外储的管理产生很大挑战，这方面我们在今后将会采取哪些改革措施？

　　管涛：储备的持续、快速积累的确给储备经营带来较大挑战，外汇管理部门始终把安全性作为经营的首要原则，经营的策略与商业机构不完全一样，追求稳健运营。尤其是在境内企业机构和个人在风险管理能力比较差时，进行集中管理，相当于由国家分担风险。当然，持有外汇储备还有稳定汇率，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的作用。

　　当然，这些年我们一直致力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条件、分步骤地放宽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这是中央提出的目标，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一目标推进。

　　在拓宽资金流出渠道方面，近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消购汇限制；允许境内企业对境外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取消了利润强制汇回的要求；通过可控渠道，尝试对外证券投资，发展了QDII；让境外机构在境内发人民币债，现在这些债券仅在境内使用，我们在考虑将来是否可以换成外汇，在境外使用，这也能起到分流外汇和促进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

　　在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是结构性问题，储蓄大于投资的失衡可能在一段时间期都将会存在，不是汇率水平的调整就能解决的。而且从经常项目顺差占比来看，中国不算高的，中国的最高水平是11%（2007年），与新加坡（20%左右）和沙特阿拉伯（30%左右）相比，都是不高的。此外，经常项目的顺差，必然是资本项目逆差（包括了官方储备的投资）。所以，要解决目前面临的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必须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特别是拓宽资金流出的渠道。

　　当然，资本账户开放，不完全是为了纠正国际收支失衡，更多的是要逐步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外汇资源完全靠官方行政来运行的话，这与改革的方向是相违背的。当外汇收入变成储备之后，再考虑怎么使用和管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属于次优选择。更加积极的方法，是用市场化的方法提前消化，不要变成储备，不要直接影响央行的金融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