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静
艺DIALOGUE
或许是因为儿子黄子恒在身边,眼前的黄百鸣不如想象中的“鬼马”,甚至有些深沉。
但一谈到新电影,他马上就生动起来,这位年过六旬的香港电影界传奇人物至今还要亲自上阵演电影,2010年,他还将在自己投资的《花田喜事2010》中把“银幕初吻”献给老搭档吴君如。
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从编剧、演员、导演到电影公司老板,这个行当内万番经历逐一尝遍的人并不多,黄百鸣算一个,堪称香港电影,尤其是喜剧电影的“活化石”。
开心鬼上对身
“终身话剧爱好者”黄百鸣最早在电影界成名是编剧,编“悲剧”,已成经典的《搭错车》、《何必有我》和《阿郎的故事》个个都堪称超级“催泪弹”,也成功的把李立群、郑则仕、周润发送上了影帝的宝座。
但在内地观众的印象中,黄百鸣是个古灵精怪的“开心鬼”,喜剧,特别是贺岁喜剧,是黄百鸣电影最耀眼的标签。
黄百鸣早期的职业生涯在电视圈,做编剧、演员,乃至技术,做的不开心,就转回“写字间”做一个部门的小经理,但仍然不开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生的挚友光头麦嘉,这个极具喜剧感的男人却让黄百鸣感到出奇的踏实。
1979年,麦嘉、石天、黄百鸣三兄弟创办了电影公司“奋斗”。
奋斗成立之前的十年,香港电影的处境比较艰难。“那时是电视的时代,一部电视剧上演大结局,简直是万人空巷。”黄百鸣回忆说,那时候的电影就像一盘鱼肉上的香菜,可有可无。
后来的状况发生了好转。电影红了,但不是香港电影。由于大陆并未开放,台湾电影成为港人追捧的焦点,此时,台湾电影成为鱼肉,香港电影还是香菜。
“那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说话时黄百鸣脸上的皱纹成了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在看到台湾电影的文艺片路线后,黄百鸣决定不走寻常路。
1980年,奋斗公司加入雷氏财团主导的“金公主院线”,改组为新艺城公司。1981年,新艺城以重资开拍《最佳拍档》,以200万港币天价片酬(当时一部小型电影的成本大约为100万港元)请来许冠杰为男主角,结果创下2700万港元票房,打垮了对手嘉禾的《龙少爷》。
从此,新艺城开始了“辉煌十年”,一度成为与邵氏、嘉禾并立的香港电影巨头,特别是在喜剧和贺岁剧上,新艺城屡破纪录。
《最佳拍档》接拍续集《最佳拍档2:大显神通》(1983年),又开发出《开心鬼 》(1984年)系列,“喜事”系列,如《花田喜事》、《家有喜事》等。
在《开心鬼》系列中,黄百鸣不但编剧,还第一次担当主演,结果一炮打红,渐成香港电影的一张经典“面孔”。人送绰号“开心鬼”,《开心鬼》一口气拍了5部,开创香港系列电影的奇迹,《开心鬼放暑假》、《开心鬼撞鬼》、《开心鬼救开心鬼》、《开心鬼上错身》。
但对于新艺城和黄百鸣来说,开心鬼的确上对了身。
还是做电影最开心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新艺城三巨头各自为战,麦嘉重用林岭东,拍起“风云”系列;石天自己搞了个创作小组;黄百鸣则继续坚守家庭贺岁喜剧。至1991年,新艺城解体。
“经过了短暂的过渡后,我开始想,拍了那么多电影,为什么不尝试自己做老板?”黄百鸣说。但此时,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已经过去,盗版风起,加上因为“回归大限”,黑社会势力渗入影视界很深,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电影和香港经济一起进入了低迷。“我当时很怀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三兄弟在一起是享受果实,而我一个人独自行动就要遭受风吹雨打?”黄百鸣笑了。离奇的事还在后边,2001年,黄百鸣创立的东方电影公司成功上市,但上市当天就遇到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总算熬过来了,但我逐渐发现我可能天生不太适合做企业。”做了上市公司主席的黄百鸣并不觉得非常快乐,他认为自己的幸福感还是来自于电影的实际工作,辞去公司主席,卖出一些股份,开了“人生中第三家电影公司”——天马影视。“他(黄子恒)是老板,呵呵。”黄百鸣这时才正式向记者引荐这位“黄公子”。
现在黄百鸣不管去哪都带着儿子黄子恒。这个扎马尾、穿皮衣的文艺青年像极了穿喇叭裤时代的黄百鸣,和一般明星子女从艺路线不同,面容俊朗的子恒并没有选择先当演员,而是走和父亲一样的发展路径:编剧。
《龙虎门》、《叶问》,出手不凡,黄子恒成了香港炙手可热的编剧。即将上映的《花田喜事2010》同样出自黄子恒之手。在写剧本之前,黄百鸣曾给儿子提出了几点要求:由于《花田喜事》系列剧是黄百鸣的经典品牌,不能改变原有风格;其次必须把《花田喜事》原有人物都放进新剧,根据原戏人物性格进行编排。就这样,黄百鸣在新戏中被儿子强迫把银幕之吻献给了吴君如。
“其实老板还是他啦”,黄子恒有些很不好意思的说。“你爸爸会不会亲自教你写剧本?”我追问。“主要是个人爱好,可能是遗传。”黄子恒的回答很腼腆,丝毫无乃父年轻时的鬼马。
“不但是编剧,其实很多演员也是他推荐选定的,比如《叶问》中的女主角熊黛林,《花田喜事2010》里的angelababy,眼光不错!”黄百鸣说这话时,眼神里透着自豪与期待。
我看到的是一个香港电影世家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