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部大开发十年以来，西部省市GDP总量增长约为12%，人均GDP增长也达11.5%左右，超过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在这样的成绩面前，当站立在一个新的十年的时点上，西部发展的道路究竟将走向哪里？对此，我们采访了相关专家，试图探寻西部地区发展良性循环和内生动力之道。

　　CBN记者 李秀中 胥廷辉

　　第一财经日报： 在西部大开发十年之际，西部各省区市公布了自己十年的发展成就。纵向对比来看，这一系列数据反映了西部的长足进展，那么，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哪些成就和经验？西部大开发政策到底使得哪些领域得到了实质性改善和质的变迁？

　　刘世庆：西部大开发十年来，在国家规划指导、重大工程建设、资金投入、政策措施等多方面的重点支持下，西部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9~2008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5421亿元增长到37015亿元，增长了5.8倍，年均增长高达23.8%，比东部高2.67个百分点，比中部高1.84个百分点，比全国省市合计平均水平高1.96个百分点。高速增长的投资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00~2008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15354亿元增长到58257亿元，增长了2.79倍，年均增速高达15.97%，与中部高1.1个百分点，与东部基本持平。这些努力，缩小了西部与东部的相对差距，特别是内蒙古、重庆、广西等，发展速度和财政收入增幅，令人瞩目。

　　西部大开发的成绩和重大意义尤其在于促进了其他地区和全国的发展。一些人认为，西部开发只是有利于西部发展的事情，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西部开发更有利于国家的全局。西气东输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两条线路，西电东送和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东部和全国发展提供能源保证，到“十二五”时期，西部几个巨型电站建成，对全国发展的意义将更加突出。

　　李后强：我个人认为主要经验是大力推进“六化”即“主导化、主体化、国际化、工业化、城镇化、生态化”。“主导化”指中央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资金、人才、项目、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和引导力度，基础设施建设等超常发展；“主体化”指把人民群众真正作为主人，作为根本动力，作为创造财富和享受成果的主体，因此民营经济发展极快，民生改善极大；“国际化”指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市场化程度提高，国际交往频繁，就四川而言世界500强企业就有145家落户，9个国家设立领事馆；“工业化”指三产比例变化显著，工业化由初期进入中期，信息化程度大大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快；“城镇化”指统筹城乡力度加大，城镇建设跨越式发展，城市化率大大提高，非农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和定居；“生态化”指人地关系缓和，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生态重建成效明显。坚持和推进“六化”是重要经验，也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的领域。

　　曹力耕：概括地讲，西部大开发十年，是甘肃省经济发展最好、增长速度最快、上大项目最多、百姓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2000年到2008年，甘肃省生产总值由1052.9亿元增加到3176.1亿元，年均增长10.9%。财政收入从61.3亿元增长到265亿元，年均增长2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916.3元提高到10969.4元，年均增长10.6%；全省贫困面由74.8%下降到37.2%。更值得一提的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甘肃省建成了一大批以交通、能源、水利为重点的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这应该是大开发十年甘肃最能感受到的变化和实质性的改善。

　　这些成就的取得，如果说是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充分利用了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和资金，并以这一战略始终贯穿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凝聚群众的力量，转变观念，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比如，收缩国有企业战线，开展产权多元化改革，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改善投资软环境，政府申批事项减少了几千种。2000年至2008年，甘肃省实施省外合作项目5000多项，引进投资770亿元。目前，已经有一批东部地区的知名大企业进入甘肃。

　　日报：GDP作为一项重要的增长成绩被西部地区引用，但是，我们从这些成就指标中发现，十年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那么，怎么来解释这样的现象？

　　刘世庆：如何解释西部大开发实施来东西部差距仍然在扩大？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很重要：（1）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西部地区的基础较差，包括自然、区位、基础设施、产业等，差距的缩小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2）投资力度不够，比如，西部地区在交通建设上有很大发展，但与东部比投资力度不够，使得欠账和差距难以缩小，又如，产业布局上没有真正做到西部大开发政策提出的“同等条件西部优先”，没有向西部倾斜；（3）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中央支持政策不如改革开放初期沿海特区政策那么有力度，一些战略和政策甚至出现相反的结果。

　　李后强：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讲就是：一是原来GDP基数太小，绝对值差距拉大；二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外向度低，借助外力难；三是西部地区传统产业多，附加值小，总量增长慢。这10年来，西部的GDP增长速度很快，甚至超过东部沿海，特别是这两年，都是西部超中部，中部超东部。研究表明，2009年全国增长最快8省区，中西部占7个。2009年，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普遍快于东部地区。2007年四川GDP总量率先突破万亿元，成为全国9个万亿元俱乐部成员，10年来GDP 年均增长11.6%，始终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2009年GDP达到1.4万亿，增长14.5%，也高于全国5.8个百分点。原因是有灾后重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西部地区GDP绝对值要赶上东部必须继续加大开放力度、加大产业结构调整。

　　曹力耕：横向比，甘肃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拉大，GDP的比重在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历史、自然，加上人为的原因。有人说“这是甘肃落后综合症”。比如：一是甘肃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联合国曾认为“在人类难以生存的地方养育了这么多人，真是不容易。”二是地理位置偏僻。远离经济增长和消费中心，运输距离长，成本高。曾经设有一个连接蒙古国的马鬃山内陆口岸，可外贸一直不景气。三是国家产业政策使然。国家“一五”、“二五”、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全国156个项目给甘肃拨了16个，作为国家能源战略、战备布局，甘肃承担着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甘肃是原材料输出省份，这样每年流失的资金达100亿以上，而东部地区用西部的原材料所制造的产品，又高价销往西部。这是国家产业政策、生产力布局要求这样的。

　　日报：有一种说法，就是“西部开发”其实是“东部开发”，西部成为东部的原料采集地和产品“倾销地”，国家的大量投资也是以东部的设备采购进行的，而资源也被央企或者民间资本以比较低廉的价格输送到东部，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怎么来扭转西部在发展中的不利位置？

　　刘世庆：有一种说法是，西部大开发、东部大发展。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推动了东部和全国的发展，另一方面说明，西部大开发在开发西部地区的资源的同时，要发展加工业，改变“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垂直分工格局，西部地区既要开发输出资源，也要加工制造。同时，还要改变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资源开发利益的分配机制。

　　李后强：这种说法不准确、不全面。西部大开发本来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必须尊重经济规律，西部开发和东部发展是互惠互利、双向联动的，东西双方都是市场，都是产品销售地，只是西部开发较晚，自然资源丰富得多，因此输出较多。

　　将生态补偿机制写入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意义重大。同时，要加大资源税征收比例。我国资源税偏低，地方政府在资源开发中获得的收益比较少。此外，资源税在分配上也不合理。目前，我国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与市场脱节比较远，大部分收益都被开采商拿走，留给地方政府的不多。资源枯竭已成为当前许多资源型城市面临的难题。四川省有关部门正在拟定相关意见报送国家，争取在西部大开发的下个十年中，四川在电力、天然气使用、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上获得更多政策倾斜。在以后发展中，要建立更加紧密的东西合作机制，尤其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飞地产业”发展机制。

　　曹力耕：东部的开发，沿海的开发，都是牺牲了西部的一些利益。沿海开发是梯度理论：沿海、中部、西部。搞非均衡战略时，让一部分先发展起来，国家给东部大量投入。等到西部要开发了，又成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的法则就是供求关系。西部没有生产设备，或者竞争力不高，当然要采购东部的。西部明显竞争不过东部，好多项目本来给西部的，却让没有资源优势的东部抢走了。比如，甘肃乙烯达产量70万吨，本来是甘肃的石化优势，但现在南京的乙烯达产量上百万吨。还有到处争电厂，有没有资源都争。客观上形成了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

　　日报：西部大开发是在东部沿海开放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但是，随着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性开发开放战略提出，西部大开发似乎变得不再那么引人注目，去年，国务院出台数个区域发展规划，来自中央政府的投资分散（其实，这十年来，国家在东部地区的投资更是加大）。那么，未来十年西部大开发应该如何进行？

　　刘世庆：这正是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部署。西部大开发下一个十年，除了继续把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放在突出地位，更要把对外开放、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社会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放在突出位置。

　　李后强：去年以来国家共批了12个区域规划，重构了中国经济版图。在西部就有关中—天水经济区、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成渝经济区可能今年批下来。但是，随着区域规划的完善，政策效应会衰减，力度趋于均衡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支持作用会弱化，必须增强地方创造性和社会积极性，特别是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释放体制张力、激化机制活力、调动人的潜力。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格局，为社会资本投入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环境，变政府投入为社会投入，变国内投入为国际投入，变政府推动为市场牵动，变要素驱动为创新引领，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增强自主创新和自我造血能力。

　　曹力耕：虽然十年大开发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在确定政策时，国家提出中部掘起，东北振兴、沿海加快，而西部是继续推进，措辞上西部最弱。再加上各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大堆，结果是全面开花，国家有限的投入，向西部倾斜得不够。比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行国债1万亿，这次以拉动经济的投入4万亿，但由于甘肃省的配套资金不够，实际拿到的并不多。

　　尽管这样，但甘肃还是对西部大开发战略非常期待。第二个十年，我们要继续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结合甘肃资源优势，发展风能、光电、核电等新能源，打造新能源大省。同时，增强产业竞争力和企业自我发展能力。

　　日报：当然，即使在西部地区，均衡发展战略也是难以实施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西部地区的三个发展重点地区，那么未来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如何实施？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如何不再重复东部地区发展的老路，避免其产生的弊端，寻找一条新的路子？

　　刘世庆：西部地区的发展也要学习东部地区重点推进的经验，让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发展，培育增长极，同时，要注意协调发展，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生态脆弱地区发展、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等，都需要一系列的政策，需要增长极，需要城市化、城市群，重庆和成都推进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就是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李后强：均衡是暂时的、相对的，非均衡是必然的、永久的。东部发展的最大教训是自主创新能力太弱，只是“制造”不是“创造”，过于依靠国际市场而忽视国内需求。西部发展的关键是要走独特的“破坏性创新”之路，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经验借鉴和差异协同的原则。核心是实施 “截流”工程，树立“天下资源都可为我所用”的理念，把世界上的资源包括资金、人才、技术、项目都吸引到中国西部来。当务之急是深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制造“切入点”、“吸引点”、“生长点”和 “闪光点”，从而产生“尖凸效应”、“支点效应”、“分流效应”和“势差效应”。把生态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曹力耕：我们不是重复东部的老路，而是不再重复国外的老路，不把“大开发”搞成“大开挖”，就像德国，开发后治理难度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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