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江苏省上周将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3%至960元人民币。这是经济危机两年之后，全国率先上调最低工资的经济大省。江苏之外，北京、重庆、广东等地也在酝酿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在关于是否需要推动最低工资上调的舆论中，出现了正反双方。

　　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观点，核心逻辑有二：一是提高最低收入群体收入，缓解收入差距；二是通过提高消费弹性较高或最高部分群体（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放大消费，推动内需。

　　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观点，核心逻辑也有二：一是认为削弱企业竞争力，会导致部分利润率极低企业的倒闭，带来失业；二是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推高通胀水平。

　　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之下，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提高劳动报酬在整体财富中分配比例的最直接手段，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最直接手段。

　　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两个逻辑，实际上都并不成立。认为提高最低工资会伤害企业竞争力，并带来企业倒闭、失业的说法，最具有迷惑性。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收入整体占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企业、政府分配比例则持续上升。是居民劳动报酬的持续下降，成就了中国的高投资回报率，以及企业的高利润率，并通过税收的形式，表现为政府收入占比上升。

　　自此，所谓提高最低劳动工资标准会降低企业利润率的说法，恰恰是应该有的政策目标。

　　另一个广泛的担忧，是忧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引发通胀，这是基于两个传导路径。一是工人工资最低标准提高之后，产品或服务的成本提高，企业有动力提高工业产品或服务的出厂价格，带来了成本推动型通胀；二是工人工资最低标准提高之后，工人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提高，需求放大，并推动了需求拉动型通胀。

　　对于中国的通胀有三种解释，一是货币供应过量（包括资本流入）的说法；二是输入型通胀，以及输入性因素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三是国内内生的价格改革等因素，比如国内水价改革等等。

　　在这三种通胀成因之中，中国主要需要应对的是第一种因素。第三种因素则是理顺中国价格体系的必要做法，这其中，以资源价格、基础性价格、劳动力价格为主，这些领域，中国正在面临新的“价格闯关”，官方货币政策部门也已经直言“要为价格改革留出空间”。

　　实际上，在当前中国整体商品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下游产品并没有提高价格的市场空间。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在意义上是劳动者更多地直接参与利润分配而已。

　　支持的逻辑需要放大，反对的逻辑并不成立。支持最低工资上调已经毋庸讳言。实际上，上调最低工资更多是当前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动、自发的市场性行为。

　　上调最低工资的基础是经济回暖，企业用工需求复苏。广东省即是最好的例子，2008年年初该省主动推出了“工资倍增”计划——力争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2012年工资水平要比2000年翻两番。但随后爆发的经济危机打断了这一计划，但在今年1月底广东的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再次提及了要提高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主动的上调。

　　近期官方着意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改变的正是过去以低工资水平补贴投资、补贴出口的发展方式，从而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报酬在整体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等具体举措，来改变中国经济的症结，放大内部消费需求，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内生动力。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即是这宏大政策调整中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