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

　　只有一个杰罗姆·大卫·塞林格。

　　尽管这个犹太进口商之子生于1919年1月1日，享年91岁，据说他平生唯一的毕业文凭得自一个州立军校。来自纽约，出身富裕的犹太家庭，从过军，到过欧洲战场，也曾为家族产业到波兰学习制作火腿，自然，这并不是我们臆想中他生命的重点。

　　早在而立之年，他就已经出版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小说，其后，尽管有着《纽约客》等热门媒体一再力捧，似乎也难续辉煌。一举成名之后，他选择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过着“农妇山泉有点田”的生活，好像他的下半生的一大目标就是刻意避开一直对他兴趣十足的公众镁光灯：他个人生活如此隐匿却又如此诱人探求，尤其是几段扑朔迷离的情史更是不乏观众，甚至他避世弃绝的姿态也成为另外一种被津津乐道的榜样。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人一辈子只需做一件让人记住的事，那么作为写作者而言，他已经足够了，塞林格的传奇大噪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绚烂之后，也随即终结于此——此前的《香蕉鱼的好日子》与其后的《九故事》只是低调的预演与冗余的谢幕，群众与粉丝缅怀与需要的，永远只是长不大的霍尔顿。

　　薄薄一册，已足以名列现代经典殿堂，同时又屡屡畅销不止，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年轻人都在这本书中寻找认同与共鸣——想想最近，你身边多少意料不到的人以如丧考妣的姿态对塞林格致敬吧。即使当年还作为高中生的村上春树，也坦言如果不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简直无法与同龄人交流——再次证明，流行的驱动力往往超越内容本身，而在于营造话题氛围。

　　你可以没有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可是你没法逃避这样的情结，这段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引文始终会在特定阶段打动特定的人群：“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像话。”

　　当我们谈论塞林格的小说如何影响感动一代代不同的读者之时，如何代表后现代之迷茫，可能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主题：每一代年轻人，都在寻找自我的独一无二中走向群体一致，都在愤怒一成不变中归于集体反抗，每一代都在颓废虚无中垮掉，每一代都会在跌跌撞撞中站起，所有的妥协最后会掩饰为荣光的到达。

　　所以，不难理解，从歌德的少年维特、赛林格的霍尔顿甚至到村上春树的渡边，着力之处在于不同时代年轻人一致的内在逻辑与外在世界的成长之痛，对比之下，愤怒与反抗总是更容易表层化，而自我存在的验证呈现则何其煎熬。今天，仍在执迷阅读或者早早遗弃书本读书的粉丝，用不同的方式对这昔日的容颜或沙滩上的脚印表示追忆，其实不仅是在哀悼我们集体失去的下落不明的青春，更因为每一代人最终都会坚守自己当年所背叛的一切，完成从边缘到主流的切肤过渡。

　　The Catcher in the Rye，其中的catcher来自棒球术语，上世纪80年代内地尚未普及，翻译作守望者，自是切题，不过无端多了些哲学、关怀况味，至今不少人还在就此积极发挥，对比之下，港台则直接翻译作《麦田捕手》，虽是忠实，乍听起来却又恍如侦探悬疑小说。译事真真如美人，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传神且信，何其难也。根据偶像迈克（香港专栏作家）所言，意大利版本翻译作《少年荷顿》，而法国境内则编成《捕心》。对比之下，还是最近日本人做得比较出挑，不仅请了村上春树重新翻译，更是直接将译本书名定为The Catcher in the Rye——还不算太差，就让玫瑰叫玫瑰吧。

　　灯火楼台，风流云散，塞林格拒绝传媒探触却又始终无意步入遗忘，真是与青春集体反叛一样的吊诡暧昧。于是，《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为那么多人的文字初恋，塞林格化身我们最早也是最后的共谋，在惊喜认同之余，彼此达成反叛共识又迅速抛弃，就像我们丢弃青春时的固执与信念一般。无论如何，一辈子似乎都在青春期的塞林格早已远离一切尘世臧否，如果他还在，也多半如同少年霍尔顿一样意兴阑珊：“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首先，这类事情叫我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