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宁

　　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军中有一位冷漠孤僻的陆军上士。虽然他的职责是搜集情报，追捕盖世太保，但显然和一位战地记者的通信占据了他不少时间。陆军上士把自己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寄给战地记者看，尽管《纽约客》的编辑已经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些作品，战地记者读完后却对上士大加赞赏，认为他的写作才华十分了得。战后，两人继续保持通信，1946年，上士在给战地记者的信中提到，自己正在写一部剧作，希望男主角由上士本人来出演。这位男主角的名字是霍尔顿·考尔德。1951年，陆军上士撰写的以霍尔顿·考尔德为主人公的小说出版。次年，战地记者出版《老人与海》。

　　没错，那位陆军上士是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2010），而战地记者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 （1899-1961）。塞林格出生于纽约的犹太商人之家，从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之后陆续在《纽约客》上发表短篇小说，引得评论界的关注。1942年参军，战后回到纽约，继续写作，1951年发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的小说心理描写深入细致，语言风格独到，似乎让人们看到了美国文坛另一位海明威的到来。确切地说，塞林格并非一举成名，甚至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之后，评论界也不乏怀疑的声音。在小说正式出版不到一周，当年7月21日的《纽约时报》是这样评论的：“塞林格短篇小说写得不错，也擅于描写少年。不过这本书有点太长了，有点乏味。”这位评论家当时的年纪一定不小，所以无法欣赏这部小说也不足为奇。读者显然没有受到这篇评论的影响，小说出版后两个月内再版八次，并且一直停留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到第二年。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讲述的是十六岁的少年霍尔顿·考尔德逃离学校，在纽约游荡的遭遇。考尔德对学校的生活十分厌恶，但离开学校后所认识的成人世界更令他失望。他原本想逃离学校秩序所代表的虚假，却发现外面的世界一样充斥着虚假和对物质的无限欲望。当被问到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考尔德回答说想做“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这个理想是来自他依稀听过的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走过麦田”。考尔德将自己作为当时社会中纯真惟一的守护者。在他的想象中，一大片麦田里一群孩子在做游戏，而他是其中惟一的大人，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通过从悬崖坠落这一隐喻，贴切地为读者呈现出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对纯真，特别是性纯真失落的焦虑感，这也是整个50年代美国文学反复思考与抒写的主题。

　　《麦田里的守望者》对纯真和虚假两种价值观的反思赢得了当时读者的认同，但这部小说能够持续获得不同时代读者的欢迎，并进入当代美国文学的经典行列，则是来自小说的另一特质：对自我的追寻。考尔德逃离的是学校，厌恶的是社会中的虚伪矫饰，追求的是纯真诚恳，这一切体现出的是他对社会主流文化的不认同与对自我的信仰和追寻。考尔德在纽约的游荡经历犹如一部现代版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伴随着富裕的现代生活而来的对个体的异化让每个现代人都会思考如何在主流文化与自我价值取向之间取舍。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麦田里的守望者》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也超越了它的时代，成为战后美国小说的经典。

　　与他所仰慕的海明威一样，塞林格小说创作中独特的语言风格一直广受好评。无论是在《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其他的短篇小说中，塞林格笔下的人物语言都十分生活化。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头，考尔德这样说：“你要是真的想听我聊，首先想知道的，大概就是我在哪儿出生，我糟糕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我爸妈在我出生前是干吗的，还有什么大卫·科波菲尔故事式的屁话，可是说实话，那些我都不想说。”完全采用当时人们的口头语言，毫无小说家雕琢的痕迹。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同样简单质朴，不加修饰，具有一种海明威式的纯净魅力。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塞林格惟一可以称得上是长篇的作品，之后他再也没有出版过长篇小说。终其一生，塞林格其他公开出版的作品只有短篇小说集 《九故事》（1953）和两个中篇集《弗兰尼与卓埃》（1961）及《木匠们，把屋梁升高；西摩小传》（1963）。《九故事》中的七篇曾在《纽约客》杂志发表过，其余两篇则是被该杂志拒绝的短篇。评论界对这部短篇故事集评价很高，尤其是其中的《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和《致爱斯美——心怀爱与凄苦》得到了一致肯定。评论家多米尼克·史密斯认为这部小说集是塞林格 “艺术与生活的最佳结合”，“为美国短篇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是自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1925）发表以来在小说样式、人物塑造和场景刻画方面最出色的作品。的确，这些描写格拉斯一家的故事颇有特色，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与考尔德一样，但他们的生活际遇更为复杂，其中蕴涵的智慧与洞见也更加深刻与微妙，带有禅的意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纽约时报》的那位评论家还是颇有见地的：无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九故事》，塞林格最出色的都是对少年人群的描摹。正是由于他的创作和影响，美国的青少年才真正走上了社会舞台，而不再是为主流社会所忽视的群体。塞林格在出版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才气印证了海明威对他的评价恰如其分，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文坛也曾期许着塞林格会成为另一位海明威那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坛大家。不过，正如不少文学史家所言，塞林格的成功很快就成为了过去，文坛迎来了“垮掉的一代”。不管是出于对声名的厌倦，还是在努力克服 “战争后精神创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塞林格离开纽约，移居新罕布什尔州小城，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根据其亲人的说法，塞林格一直没有放弃写作，但完成后常常将手稿销毁。

　　2010年1月28日，塞林格在家中去世，时年91岁。现在读者最好奇与期待的是，塞林格留下了多少手稿，其中又有多少会顺利出版，与读者见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年几十万册的销量，使得《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读者越来越多，而50年的等待确实不算短了。也许，我们只有看到那些塞林格在这50年中留下的手稿，才能真正断言他究竟是一位半途而废的海明威，还是一位小说界的凡高。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