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用“非禁即准入”代替“放宽市场准入”的提法

　　本报记者 李金玲报道

　　时下，在全球都在谋求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关键时刻，中国民营企业能否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引擎，民间投资如何跟进政府的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

　　《中国产经新闻》：“非禁即准入”是哪年提出来的？为什么要用“非禁即准入”的提法来取代过去“放宽市场准入”的提法？

　　保育钧：“非禁即准入”1998年就提出来了，那是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该如何发展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来的，但遗憾的是政府有关部门至今没有太多的响应。

　　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放宽市场准入”是个经不起推敲的提法——放宽，由谁来放宽？是由权力部门来放宽吗？如果是，那么根据什么标准来放宽？因为涉及到利益平衡问题，由集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于一体的权力部门来操作，这里面的随意性将会很大。所以，应该用法律的语言提出来，明确在我国有哪些领域是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而反之，则是法律允许进入的。

　　即便如此，在民间资本的进入领域方面随意性也很大，因为哪些是法律禁止进入的投资领域至今始终没有明确，始终处于模糊状态。所以鼓励民间投资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

　　不能不说的是，“放宽市场准入”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是权力配置资源的一种表现，现在应改革一下了，在表述上应以法律语言来表达。

　　《中国产经新闻》：具体而言，请您比较一下两种提法还有哪些不同之处？

　　保育钧：“放宽市场准入”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因此随意性很大。这好像是一道“玻璃门”、“弹簧门”，尽管鼓励民营资本进入，你也看得见里面可就是进不去。于是，就得跟地方政府做交易，而这又极容易产生官权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因此是不科学的。

　　而“非禁即准入”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企业法制化生存的提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政府偏好。

　　《中国产经新闻》：那么，为了保证公平竞争，您认为民间资本准入的门槛该由谁来制定？

　　保育钧：要保证公平竞争，一是要以“非禁即准入”代替“放宽市场准入”，意即除了法律禁止的，其他的都可以进入，这一点一定要明确。二是“门”是开着的，但必须有门槛。那么，门槛该由谁来定呢？首先，要有行业商会来参与讨论，其次，还要设立准入资本金的门槛。此外，在技术、标准等方面，则应由第三方来制定，不能只有权力部门独自操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平竞争。

　　《中国产经新闻》：再问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您认为，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存在哪些问题？

　　保育钧：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定位不清晰，该进入的领域没进好，该退出的领域没退出，于是，出现了一方面与民争利，一方面自己挣钱自己花的现象。而且它们自己挣来的钱未列入各级政府预算，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政府应该让市场去配置资源。

　　《中国产经新闻》：中国即将开始下一个五年计划，对此，您有哪些建议？民营企业应该怎样做？

　　保育钧：下一个五年计划即“十二五计划”，应该在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工夫。调结构不仅仅指产品结构、技术结构，更主要是调整城乡二元结构。

　　而要调整城乡二元结构，就要跳出计划经济的思维。首先，要从空间方面来解决。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就能为民营资本的发展提供广阔天地，因为学校、医院、银行、供水供电等很多领域都需要民间资本；其次，是从质量方面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发展要靠科学技术的创新，还要提高员工的素质、提高管理水平，只有在这些方面下工夫，才能创出品牌。

　　总之，一定要跳出计划经济思维，跳出权力配置社会资源的旧有思路，让政府归位于政府，市场归位于市场。还是那句话：“放宽市场准入”的提法有百害而无一利，给官商勾结提供了潜规则的依据，害了很多人，误了很多事。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在市场准入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各自有怎样的定位？

　　保育钧：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国有企业的特性，知道它应该干什么。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就需要一定的垄断，不过，涉及到具体的行业，还要细化、具体化，界定好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的范围，否则，国有企业就会利用自身的位势追逐垄断利润了。其次，应该弄清楚民营企业究竟是什么。民营企业家早已不是解放初期的资本家了，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老百姓自己创业成长起来的，是人民经济的一部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要一视同仁。

　　所以，要解决好国有企业应该干什么，民营企业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才能够真正实现“非禁即准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