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危害体现在：经济和生产下降30％左右，股市狂跌50％—90％；失业率高达20％—30％，贫困饥饿严重；世界贸易猛降65％，农产品价格下跌；危机4年后见底，经济恢复时间平均用了8年，出口恢复平均用了15年；危机的影响程度不一，苏联和中国等受到的影响小。

　　当前危机与大萧条相比的有利与不利因素

　　对比两次危机，这次危机的更有利的方面体现在：

　　一是金融救助与刺激经济更及时。大萧条时美国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美、法等国还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通缩及银行经营状况恶化。而现在全球协同行动，实行双扩张政策，避免了金融崩盘，有利于经济恢复。二是对保护主义的约束更强。美国1930年提高2万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引起其他国家报复，使世界贸易减少2／3。当前受ＷＴＯ制约，尽管保护主义升温，但尚不至于发生恶性贸易战。三是国际协调与合作更强。上世纪30年代各国各自为政，发生了广泛的贸易战与金融战，德、意、日走向了“军事凯恩斯主义”。当前国际治理初具其形，Ｇ20峰会、国际经济组织等都强调共克时艰、协同行动。四是经济社会的缓冲空间更大。30年代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许多人流落街头、生活悲惨。当前各国社保体系更加完善，救急救穷能力更强。特别是当前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接近1／3，中、印等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具有“稳定器”的作用。

　　不利的方面体现在：

　　一是经济泡沫更严重，“去杠杆化”更痛苦。从房地产看，大萧条时美国佛罗里达等地有房地产泡沫，但1926年就已破灭，且范围有限。这次危机前美国房价上涨1．7倍，次贷造成的损失将超过3万亿美元，占ＧＤＰ的比重达1／4？远高于日本泡沫破灭后的8．6％。目前危机前的泡沫遍及全球，世界大部分国家卷入其中， 1997—2007年美国房价上涨了107％、法国151％、西班牙195％、英国202％、爱尔兰220％，中国、韩国泡沫也很严重，欧洲金融杠杆率比美国还高。所以，当前危机的泡沫程度与范围都高于大萧条。

　　二是财政赤字更加沉重，债务经济蕴藏更大风险。美国是典型的债务帝国，政府、居民和企业都大量举债，这是形成泡沫的“物质条件”。从债务根源看，两次大危机前的两极分化都很严重，都是共和党的自由理念主导。从全球债务看，欧盟各国国债余额占ＧＤＰ比重也迅速超过60％的上限，日本则接近200％。2008年三季度美、欧、日政府净负债分别为6．5万亿、5．9万亿、4万亿美元，都是“资不抵债”的政府。今年及今后的财政赤字政策，更将为今后世界性通胀埋下隐患。

　　三是国际经济失衡更严重，美元面临新的危机。从货币视角看，美国逆差持续扩大而不必担忧支付问题，根源在于美元的霸权地位。顺差国积累外汇储备，又不得不回购美国国债，形成“美国生产美元、别国生产商品、二者相互交换”的格局，出现商品和资本的双向环流。所以美国贸易逆差被称为“无泪赤字”。从国际债务视角看，美元回流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

　　四是金融成为第一大产业，泡沫破灭的危害更加深远。2007年全球股票市值60．7万亿美元，是全球ＧＤＰ的118％。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偏离越重，泡沫破灭后的危害越大。

　　五是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危机的传染性更强。本轮危机时全球经济的依存度明显高于大萧条时期。从外贸依存度看，大萧条时世界出口依存度仅为10％，2007年高达 28％，加上服务贸易后达32％，各国经济受贸易的影响更大，相互牵连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这次危机与大萧条时相比，泡沫程度更高，债务负担更重，金融业受害更大，世界经济失衡更重，全球影响范围更深更广。

　　当前危机的危害可能为大萧条的1／3—2／3

　　在做出此次危机走势的判断之前，重新强调以下五点：

　　一是历史地看，大萧条后最严重的危机不可能呈“Ｖ”字型恢复。许多机构都把这次危机与大萧条和日本泡沫经济相比，大萧条时经济恢复花了10多年，美国还出现反复，1938年经济增长重新下滑6．5％、制造业下降 37％、失业率升至19％，许多国家没有恢复就陷入二战。此次危机既存在危机应对更有力更有效的一面，也存在泡沫与危险程度更高的一面，综合权衡后危机程度并不轻。而且这次是中心国家的主导产业出了问题，可以说是伤在“七寸”，冲击绝非昔比，其恢复过程将是痛苦而缓慢的。

　　二是现实地看，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依然不足。当前世界经济确实存在复苏势头，但各国政府为增强信心，竭力彰显经济中的任何亮点，“同比”不好就用“环比”，许多好转指标的同比降幅较大。多数国家的回暖有赖于政策的短暂刺激，基础并不牢固。

　　三是金融领域的风险依然较大。当前的危机并非通常的商业周期危机，而是金融体系危机。虽然政府的超级支持避免了银行失灵，但系统性风险仍在。比如美国的商业地产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导致企业次级债的风险增加；银行亏损破产增加，贷款仍在下降；“有毒资产”只是暂时“冷冻”而不是根除，可能成为“毒瘤”复发与扩散。

　　四是全球经济政策的“两难”和后遗症将日趋明显。全球性的财政、货币双扩张政策，虽然防止了金融瘫痪和经济雪崩，但这类似于“拆了东墙补西墙”，抑制了旧风险，滋生了新风险。政府也陷入两难，政策退出则可能使复苏夭折，继续扩张则会加剧新的风险。刺激政策也不得不“避实就虚”，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是玩“虚”的，重新吹涨了股市、稳住并“复苏”了楼市；大规模增加财政赤字则使全球债务重新膨胀，这两者正是危机之源。

　　五是经济深层问题的调整将是较长的历史过程。每次重大危机来临，很少有人相信会这么长，ＩＭＦ在危机后的最初5个月内连续4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测，说明极为缺乏远见。大萧条、日本泡沫、俄罗斯转轨都以10年计，即使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也是5年后才步入新的增长周期。一般经济短周期也是4年左右，这次当然更严重。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做出两个推断：

　　判断之一：从目前看，危机程度可能为大萧条时的1／3—2／3。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可能下降10％以上、工业生产下降30％左右、外贸下降40％左右、失业率升至15％左右，预计2011年左右见底。复苏过程将是缓慢而曲折的，不排除大的波动与反复，可能是“迅速下滑—底部徘徊—振荡调整—缓慢爬升”，是宽“Ｕ”型甚至“Ｌ”型，“Ｕ”型底部宽5—6年以上。当然，历史的演化充满互动、偶然及多种变数，国别情况会有差异，中国、印度等国将会率先走出危机阴影，呈现窄“Ｕ”型；有的国家会呈“Ｗ”型，美、英等国可能接近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情况，出现“Ｌ”型。

　　判断之二：大困难期、大分化期、大矛盾期、大调整期。大萧条后世界一步步滑向世界大战深渊，尽管当前危机中尚无世界大冲突的迹象，但局部矛盾冲突增加势所必然。值此多变之秋，正是国际经济政治的大困难期、大分化期、大矛盾期和大调整期，也是我国的大机遇期和大复兴期，我国有望占据更有利的战略地位。

　　针对国内外新形势，建议如下：一是做好打“持久战”准备。以8％左右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更加关注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关注出台的救急政策的后遗症；扩大内需应顺势而为，注重扩大消费的长期历史过程，注重投资与贷款的利润和效益，注重社会投资和经济内生动力，注重体制变革这一持久动力。二是始终谨防泡沫风险。密切关注房市股市，认清泡沫经济“癫狂—恐慌—崩溃”的基本规律，特别是要认真研究高房价与城市化进程、居民买房能力的矛盾，深刻认识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在房价上涨方面利益一致的重大隐患，努力探讨住房中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居者有其屋的对策，加大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支持力度，慎防房市泡沫。三是高度关注全球“双扩张”政策的后遗症。危机后世界上有这么多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钱投下去，有这么庞大的财政赤字规模，今后对世界经济的危害究竟在哪里？对我国有何影响、如何应对？都值得深入探究。特别是对可能到来的美元贬值和通胀风险，宜提前防范。四是用“世界发展失衡”代替“国际经济失衡”，将使我国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扩大内需，缓解贸易失衡，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发达国家增强国际责任，既要考虑贸易失衡，更要考虑发展失衡，推动缩小南北差距，促进世界和谐稳定、平衡有序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战略观察》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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