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本世纪连续第7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5大目标和27项措施。其中，涉及农业的目标有3个，分别是：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协调推进城乡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与这3个目标配套的措施有十多条，包括：继续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和市场调控机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积极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农业，等等。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始终都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三农”问题对和谐稳定的影响却是不一样的。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主要是出于对“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担心。恢复家庭为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直到现在，中央农村工作还是习惯性地把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与供给的总量放在首要位置。即使粮食生产多年持续增长，政府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的努力也没有降低。

　　 其次，到了世纪之交，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城乡差距重新扩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在出口导向的增长道路上高歌猛进，带动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农民通过异地打工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收益，代价是降低了对农业的劳动和技术、技能投入，导致农业生产力提高比较缓慢，于是工农业“剪刀差”再次扩大。这种状况至今仍然没有改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诸多农民工失去打工机会，“剪刀差”再次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到2009年底，农民收入已经连续6年增长，2009年实际增长达到8.5%。但是市民收入增长更快，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在2009年再次拉大到3.33:1。

　　 最后、但也最具现实意义的是一个短期因素：农产品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影响。目前，相关决策试图在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取得平衡。在当前经济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倾向于继续保增长。通胀来得越晚，保增长的故事可以越长。但是，CPI在2009年11月份由负转正（当月上涨0.6%）之后，12月份突然跳升到1.9%。该数字公布以后，金融机构普遍调高了今年的通胀预期，预计2月底CPI同比有可能达到3%（此前预期6月底才会达到2.7-3%的水平）。如果CPI如预期般快速上涨，将迫使当前保增长的经济政策转向防通胀。而这将以牺牲某种程度的增长为代价。由于预期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审慎的股票投资者已经提前选择离场观望。

　　 不愿意提前管理通胀，于是转而提前管理通胀预期，而这和农产品价格关系密切。在计算CPI的居民消费篮子当中，农产品占有很高比重。同时，由于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具有周期性，而且这个周期决定于季节更替，人类无法有效促进，因此，许多农产品的市场供给在短期几乎没有弹性，通胀预期推动的提前购买和囤积能够导致这些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就像大蒜和辣椒市场上已经发生的情况。

　　 有鉴于此，控制农产品价格可能成为管理通胀预期的有效手段，对今年的宏观调控具有特殊意义。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因而增加农产品供给、稳定市场价格，将有助于稳定价格指数和通胀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