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11月25日，首届中法文学论坛在巴黎开幕，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率6位作家与代表法方的8位作家、汉学家进行文学对话。法方领衔人是法兰西学院杨鹤鸣院士，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孔泉大使莅临开幕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此篇是我国著名作家王宏甲在巴黎的演说。

　　　　本刊主笔/王宏甲

　　一百多年前，法国艺术家罗丹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技师和工厂主的时代，而绝不是艺术家的时代。在现代生活中，追求的是功利。”他说，“心灵、思想、美梦，再也没人提了。艺术是死了。”在这里，罗丹关心的显然是社会许许多多人的心灵、思想和美梦。

　　今天是不是比罗丹的时代更好一些呢？我看到，我们似乎并不比罗丹幸运。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罗丹所说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全球加剧了。现在不仅是罗丹说的“技师和工厂主”的时代，还是金融家和财团的时代。科技的大规模的开发力量，使全球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就在本月14日，威尼斯居民为自己的水城举行“葬礼”。威尼斯城的排水系统是很发达的，但当初的建筑师并没有预算到今天地球环境的整体恶化，温室效应导致的海平面逐年上升，严重威胁着威尼斯的存在。科学家预言威尼斯城将被淹没看来已不是不可能。加上畸形发达的旅游业排挤了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基本生活物品的价格持续上涨，许多人离开家园，威尼斯人口已减少到不足6万人。“葬礼”中，一艘粉红色的凤尾船载着一具棺材，由数十条小船护送，沿威尼斯大运河蜿蜒前行。最后，抬柩人打碎棺材，取出一面绘有凤凰的旗帜。这意味着威尼斯人并不甘心这座心爱的水城死去。中国人对这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期望是看得懂的。在我看来，凤凰涅槃寓意便是：只有人类的精神、价值观再生，威尼斯才可能从灾难中复活。

　　去年我和我的朋友出版了一本书《休息的革命》，指出当今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由于生产能力不够。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与疯狂地攫取财富有关。印度的甘地曾说：“严格说来，凡是积聚财富或囤积财富超出自身合法需要的行为，都是盗窃行为。”在谈到甘地的时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说：“甘地并不否认人的躯体需要是首要的。他说过：‘对一个空肚子的人来说，食品就是上帝。’但是他给这样的现象打上了一个大问号，这现象就是人们疯狂地追求金钱和财产，把这当作文明的生活目的，而在颜色和化妆品的伪装下，野蛮人的本性却依然如故。”

　　今天，疯狂地获取金钱的作为，被经济理论包装着，空前放大。物欲侵占了心灵，科学压倒了文学。文学有什么用？艺术有什么用？它的用处好像就是放到拍卖场上，让富人们来评估和宣判它的品级和价格。

　　但是，艺术是有用的，文学是有用的。

　　中国历史上，殷商时期的人讲贫富，西周时期的人讲贵贱，为什么有这转变？讲贫富，就是追求富。殷商富不富呢？汉语中有“殷富”、“殷实”之词。所谓“殷实人家”，那是讲民间家庭积蓄充实。我们由此是可以遥想殷商之富的。但殷商灭亡了。

　　为什么灭亡？后人多说是殷纣王的残暴招致灭国！我以为殷的灭亡不能仅仅归咎于纣王一人的残暴，而是统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丧失了道德精神，导致一个富国覆灭。中国有句话说：“殷鉴不远。”离殷最近的是周，周公汲取前车之鉴而倡导德治，这是周朝最显著的特征。

　　我曾拜访过洛阳的周公庙，心想，周公为什么要倡导德治？在殷商社会，“天命不易”的说法已很盛行，这是说殷商受天命而统治天下，这是不可改变的。可是商朝被周灭了。可见靠“天命”统治天下是靠不住的，那么靠什么呢？周公认为，商朝失天下是因为失德，周人则因为“同心同德”才得到天下。那么，关键不在于天命，而在于有没有德。怎样才能有德和保持住德呢？周公想到了礼乐。礼，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用来陶冶人心。礼和乐，是达到德的方法。

　　周礼是周代完备的政典和法规。用政令和刑法来治理社会，上古就有。企图用文艺陶冶人心来塑造美德，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周公算得上中外第一人。他主持制定的雅乐体系十分恢宏，西周的诗是用来配乐歌唱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称“诗”为“诗歌”。西周的诗歌，有风、雅、颂之分。

　　雅，是正统的宫廷乐歌，内容多是周民族的叙事史诗。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赞颂神明。雅和颂，主要是周朝掌管礼乐的官员或贵族的作品。

　　风，就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这是周朝派采诗官员和文艺人才到民间去采集来的，称“采风”。直到今天，“采风”仍然是作家去采访的代称。把民间歌谣采集起来加以倡导，有利于民间传唱，社会影响最为广泛。

　　礼乐制度的推行，雅乐诗歌教育的社会影响，使殷商时的占卜之风在西周逐渐淡化，人们从念咒语变出咏诗。殷人讲贫富，周人讲贵贱了。西周人认为，一个人即使穷，但不偷、不抢、不懒惰，精神可以高贵。一个富人，如果精神趴在地上，行为可耻，那也是下贱的。贫富讲的是外在财富的多寡，贵贱则讲人格精神的高下。

　　中国殷商时期达到的繁荣，甚至难以用一个“富”来概括。中国最早的一部文献集叫《尚书》，其中记载商朝的人赶着牛车去远方贸易。商族人发明了中国最早的货币，从而发明了通过货币来交换的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这是商代最显著的特征。贸易促进了手工制造业勃兴，商代进入青铜器的繁荣时代。贸易需要算术，使数学得到发展。从甲骨文可知，商代已经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来计数，并按十进位记数了。需要记账，文字就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似的。商代的历法每年分为春、秋，这大约是后人把历史岁月称作“春秋”的来源。到商周之间，一年分四季。所谓“历史”，因有“历”，由“史”官对人事加以记载，便有了“历史”。商代不止甲骨和青铜器上有文字，《尚书》说殷的先人就有册有典了，那就是中国最早的书籍。殷商时代的数学、天文、历法、文字、典籍、历史、乐舞、医药、教育、军事等诸多领域，都有了煌煌建树。论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乃至人口、疆域，兵员和武器装备，商朝都比来自西部的周族要强大很多，却被周取代了。岂不悲伤！

　　可见仅凭富裕、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安全，更需要人心灵中的善良，需要美德，才能维系一个社会较好的运转。周公建立礼乐制度，用秩序规约人的外在行为，用文学艺术陶冶人心，塑造美德，培育人精神中的高贵品格，对西周社会的进步产生了独特的作用。

　　这是通过文学艺术的陶冶，在人心的内部建设起一个新世界。从方法论说，这是创造出从人心的内部来约束和建设自身的方法，既作用于人的个体生命，也作用于社会。距今三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孔子、耶稣这些塑造人类精神的圣人都还没有诞生，周公用文艺来塑造精神的方法先之问世了，每思于此，我都对周公肃然起敬，对文学艺术满怀敬忱！那就是凤凰涅槃。

　　周灭商后，可以是一个武力征服者、财富占有者，周公选择了当精神的建设者。中国人讲“文以载道”，说文章与文学是用来表达和传播真理的。中国“政”字由“正文”构成，意为要用光明正大的文化去治理社会，而不是用武力和霸道统治社会。文的熏陶使人文质彬彬，并使克服黩武成为社会正统价值观。这些都在3000多年前开始了有意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

　　周代创造了青铜器的黄金时代，最突出的“国之重器”就是青铜鼎，汉语“鼎盛”描述的就是这个时期。周代还孕育催生了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为人们创造或占有更多财富带来了便利，这个时期周天子逐渐无力号令诸侯，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战车隆隆、烽火烛天，战争带来的灾难打碎了人们的生活。民间杀人不以为罪，抢劫盗窃不以为耻者大有人在。

　　这是又一个追逐财富、武力、权势的时代，诗歌音乐没有人提了，文学艺术是死了，所谓“礼崩乐坏”！这时，孔子出现。从上古到春秋中期的诗歌，据说有3000多篇，孔子收集编纂了305篇，这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它是中国日后其他一切文学作品的源头。那是又一次凤凰涅槃。

　　今天回头一看，多少宏伟的宫殿倒塌了，多少雄强的帝国崩溃了，多少曾经繁荣的经济消失了，但《诗经》没有消失。两千多年间，它是中国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对塑造中国人的道德良心，乃至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形成，一直颠扑不破地发挥着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伟大作为。

　　在我看来，文学艺术最大的社会作用，是在钱财横行、权势霸道，人的精神流离失所的地方，发挥拯救人心的作用。人的能力，包括经济能力和科技能力，都如同一个“器”，具有工具的特征，而一切工具都是可以用来干好事，也可以用来作恶的。因而在一切工具之上，应该有能驾驭工具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人心的善良品质，它是唯一可以阻止这个世界倒塌的东西。文学艺术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呼唤与塑造人心的善良，而不是相反。

　　1988年1月，就在巴黎，世界各国的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个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去吸收2500年前中国孔子的智慧。”21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比21年前更安全。那些令我们尊敬的人士的呼吁，值得我们持久重视！

　　我以为，当今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不是经济、也不是科技，而是人类的善良之心。文学艺术，则可以为呼唤和塑造人的良心，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我愿意把我发言的题目定为《世界需要良心》。

　　(作者系著名作家，著有《无极之路》、《智慧风暴》、《新教育风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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