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多数的结构问题，有的属于投资分配的问题，有的属于改善投资效率的问题，都不是总量意义上的主要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属于改善消费结构和在一定意义上提高消费水平的问题，而且从总量意义上讲，收入分配问题本身也不直接构成总量中变量之间失衡的直接表现。收入分配失衡是形成高储蓄、低消费这一总量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前者是因，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后者是果，是总量结构问题的直接表现。就此意义上说，如果说要抓结构调整，何谓“突破口”？抑制产能过剩、抓节能减排、抓自主创新、抓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远远不够。因为要真正克服经济回升中基础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问题，除了抓投资分配和投资效率这一“投资”因素外，必须抓快速提高消费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的问题。由此，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费金融与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居民资本财产性收入、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建设等，恰恰都是结构调整有效的“抓手”。特别是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上述各项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结果，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载体”。

　　需注意的三个认识误区

　　首先，抓消费是否意味着不重视投资与出口？正面回答是：突出抓消费，并不意味着不抓投资与出口。突出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同样不排斥抓投资结构的调整与外贸结构的调整。不管从各国的发展道路看，还是从中国的实践和理论看，都能求证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仍需保持一定水平的高投资率和出口。因此，如能刺激、维持一定增速的投资与出口，仍应努力去争取。只是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以后几年内全球贸易规模相对缩减的情况下，从中国投资与消费内在规律的制衡出发，又鉴于眼前刺激经济政策重重投资而不是重消费的现状出发，需要强调长期以来反复强调而迟迟得不到很好解决的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问题。

　　其次，强调“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是否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口实”？夏斌说，G20匹兹堡峰会强调要治理全球经济失衡。世界舆论认为，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高储蓄、低消费”，因此要纠正此失衡，中国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其实，此观点早在伯南克入主美联储之前的2005年就已经在散布。但必须指出，这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中“局内人”的看法。夏斌指出，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错误判断这轮经济全球化趋势、长期采取拼命扩张信用的错误的低利率政策，并借助于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制度所导致的。美国决策失误和美元制度是这场危机的真正元凶。而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高储蓄、低消费”仅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一种表现而已，是上述错误政策制度运行的结果。现在，中国主动扭转国内的结构矛盾，并不意味着承认这场全球性危机的责任在中国。中国主动调整结构，恰恰有助于纠正美国的错误政策。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不能怕被人抓住“口实”，而恰恰耽误自己的发展大业。

　　再次，中国居民消费是否增长得并不慢？还是中国“消费不足”被低估了？夏斌说，针对“以消费为主导进行结构调整”的观点，确实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从来都是以内需为主，近几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并不慢，每年实际增幅平均提高1-2个百分点，2009年前三季度消费零售额增长达17%，比GDP增幅7.7%高出9.3个百分点。这些确是事实，中国2009年消费与2008年比，与历年相比，确实正出现逐步提高的态势。

　　但是，现在大家讨论的问题是，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在外需减少或几乎丧失、过度投资弊端种种，难以持续的背景下，经济仍要保持一定的高增长，怎么办？必须靠扩大消费。而正在逐步提高的消费速度又并不能满足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平衡需要。形象地说，中国居民新增很快的“一块消费”(也可包括政府消费)和美国危机后缩减的“一大块消费”(即相应缩减中国的“一大块出口”)不是等量的，而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档次上。

　　也有人认为，中国“消费不足”被低估了，中国消费对全球可贸易商品的新增贡献已超过美国消费者的新增贡献。不要太看重消费。我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明年外需仍提高不了多少，投资高增长又难以长时期维持，总量增长怎么办？这是问题讨论的实质。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十点建议

　　如何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确实是一个长期在讨论并寻求解决、而又难以快速解决的大问题。

　　人们在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时，往往从居民储蓄率偏高去找原因，如亚洲文化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恰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推动我国总储蓄率从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这其实不是居民部门(11年中居民储蓄由19%提高到22%，仅提高3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同期印度的24%)，而是政府和企业部门(两部门11年中储蓄率由17%提高到29%，提高了12个百分点，对总储蓄率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也就是说，研究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一要研究如何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的转化，二要研究如何进一步缩减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从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居民在相对更高的收入水平基础上提高消费率。三是通过改变投资的内部分配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以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为此，采取的对策应是有针对性的、综合的：

　　毫无疑问，首先应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保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让国民无后顾之忧。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财政要更快地向公共财政转型，包括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应尽可能从金融市场筹集，而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进一步用于扩大农村养老、医疗改革、住房补贴、农村补贴等的资金来源。

　　第二，抓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加薪，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二次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以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第三，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目的是提高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

　　第四，继续鼓励各级政府有条件地继续采取各种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发消费券、“家电下乡”补贴、车辆购置税减免等各项政策。

　　第五，调整投资结构中向民生、向消费基础设施倾斜的力度，以少量的投资刺激广大的农村消费。包括大规模完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相连接的现代化销售、分销渠道和网上销售渠道；完善城乡结合的二手市场、汽车和耐用品消费市场；满足落后地区农村的用电、公路需求等。

　　第六，实行有区别的消费信贷政策。对居民真正用于耐用消费品和教育等支出，应大力发展各类消费信贷产品，并下浮一定的利率幅度，给予金融手段的大力支持。但对于房地产金融，在房地产市场和税收等机制尚未理顺之前、目前资产价格投资或投机氛围却又较浓的时期，仍不宜轻易松动政策。

　　第七，细心研究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区间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和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中的消费需求，鼓励政府资金引导、与民间资金捆绑使用，并以税收、房建、医疗改革等多种政策优惠支持，大力发展直接服务于消费的服务业。例如，仅仅银发产业，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人约1.69亿，养老床位数250万张。该比例国际上一般为5%-7%。要达到5%的比例，中国尚需近600万张床位。仅上海达到此比例这一项，每个床位投资需50万-80万元，未来十年在养老院建设上将产生500多亿元的大市场，这还不算随之带来的直接消费支出。如果加上给半自理状态的老人护理、老人娱乐、趣味培训、老人旅游等行业，专家估计，有高达万亿元的消费规模。

　　第八，积极培育扩大居民消费能力的资本性收入来源。眼前，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巨大投资中，应该充分做到“让利于民”。只要是有盈利、能赚钱、政府规划必须要搞的项目(包括大型项目)，应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开设各种金融产品，鼓励民间资金直接与间接参与投资，尽可能减少地方政府发债或者不发债。为此，从中长期看，需要进一步清理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杜绝有关部门直接与变相拒绝民间资金包括个人闲散资金依法进行实体投资的各项制度与政策。但是，在培育居民资本性收入来源即提高居民的财产收入来源时，不应该鼓励民间资金把房地产市场作为资本性收入来源的重要渠道，因为这对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非常不利。

　　第九，以上八条措施更多的是按常规思路，在现有财政部财力和可供用于投资、消费的存量与部分增量中进行分配。在中国现在高储蓄率情况下，要进一步加快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满足经济增长因外需陡减、投资难以弥补的这一块增长“空缺”，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中国居民消费问题，要算大账，不仅要算财政部的收入账，更要算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收入账。可以通过制度改革，以释放更大的消费能量。2008年，全国国有企业(还不含金融机构)净资产高达17万亿元，平均每个国民1.29万元，且都是优质资产。从2007年起，国家仅开始在央企实行较少比例的资本分红制度。我认为，应进一步要求：对地方国企、金融企业中的国有股份一视同仁，制定相关制度，实行资本分红；并修订有关规定，动态调整分红比例。分红资金统一纳入财政各级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十，有计划地逐步减持各类国企(包括地方国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目前，已开始执行上市公司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的制度。但这远远不够。应对非上市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上级集团公司、已上市非增发部分的国有股份，都按照国家战略，除了需要在一定时期保持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之外的股权，实行有计划的减持。考虑到大规模减持对股市的压力，可以逐步酌情减持。减持后的资金除酌情部分划转社保基金外，也一律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减持国有股份并不是吃光用光，也不会降低全社会的投资率。因为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这部分优质资产以相对较高的市盈率在市场上向境内民间投资人标售，只是改变了企业股份的持有人身份，整个社会投资率并不变。

　　这样做的好处有：一是可以直接增加一部分用于消费的资金；二是各国实践与理论证明，产权制约明晰，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三是有利于扭转“国进民退”趋势的发展和引导民间资金的合理投向，包括扭转国企资金积累充裕——投资资产市场——助推资产市场泡沫的现象发生；四是加大力度刺激消费，从中长期看，又有助于投资、消费在新的更高水平基础上实现动态平衡。

　　除以上10条政策措施外，在目前扩大消费问题上，同样还受到其他行政管理制度的制约，如城市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政策调整、政府消费如何进一步让渡于居民消费、资本市场深化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这一切同样需要以改革的态度来认真处置。

　　扩大国内消费，既是一个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战略性问题。高盛公司专家曾预测，中国若长期维持高储蓄率，不仅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而且世界也难以消化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即意味着世界的贸易、汇率的纷争将更趋激烈。另外，提升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消费比重，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其他方面的结构调整。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中国同时要重视经济结构中其他结构问题的解决，要重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目标问题的解决，要重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均衡问题的解决，要重视实现国内和国际间稳定发展问题的解决，同时也要重视实现上述协调发展中的市场化改革动力问题的解决。这一切都要统筹协调地解决，与强调当前纯经济总量发展中的主要结构问题是什么、主攻方向是什么，并不矛盾。令人可喜的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总体实力已步入世界前沿，加上巨额外汇储备，当前，实现小平同志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条件已经初步形成，我们已有能力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消费与福利水平。因此，只要我们的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经济理应能在克服经济复苏基础中的“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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