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 桑百川

　　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变革，深刻影响着全球FDI（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也改变着FDI的格局。在世界经济逐步回稳复苏的征途上，全球FDI将呈现缓慢回升态势，但FDI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都面临巨大调整。

　　金融危机中，全球FDI连续锐减。

　　首先是跨国公司不断进行撤资以降低成本和配合企业重组；其次是受金融市场萎缩和跨国公司现金短缺的影响,跨国并购大幅减少,而跨国并购在前几年一直是FDI增长的重要驱动原因。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分析，在2008年全球FDI流入量下降14%的基础上， 2009年下降趋势更加明显，预计全年下降30%至40%。2010年FDI可望缓慢回升，2011年进一步反弹，基本达到2008年的水平。

　　2009年，在全球经济衰退中，首先，发达国家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经济大幅度下滑，这对发达国家整体FDI的流入、流出均产生了不利影响，也改变了发达国家在全球投资格局中的地位。第二，发展中国家在2009年也没能避免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吸收的FDI持续减少；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受到危机重创，在亚洲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不断降低。此外，对非洲的资源开发类投资减少导致非洲吸收FDI出现下滑，私有化带来的投资机会基本用尽导致独联体国家和东南欧国家吸收FDI经历了8年的增长后大幅度下降。而中国、印度作为成长性最好的国家，则成为FDI的重要来源，在全球FDI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预期在2010年，全球经济结束下滑，经历2009年下半年的萧条，逐步进入艰难的复苏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渐次展开，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进入美国市场，特别是在复苏阶段，美元贬值的预期，将使国际投资流入逐步变得踊跃；新兴经济体中的“金砖4国”和“钻石11国”中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越南、菲律宾、印尼、孟加拉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伊朗、墨西哥、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家经济相对强劲，在金融危机后恢复能力较强，在未来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对FDI的吸引力较大，国际资本会看好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前景，2010年将成为在争夺FDI中的赢家；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如希腊、西班牙、阿联酋等经济风险仍然不能低估，其金融、财政运行中包含的风险，都可能成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不利因素，从而也将影响FDI增长的制约条件。

　　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复苏轨道，一些国家在危机中为救助企业和金融机构注入的资金、持有企业的股份可能选择退出，跨国公司的资金链开始松动，跨国并购将逐步活跃，甚至可能催生新一轮跨国并购热潮；对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关注，将促使各国发展低碳经济，加快节能减排，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将迎来该领域FDI的大幅度增长；对于商业周期不敏感以及保持相对稳定需求的农业、部分服务业，长期增长前景看好的制药业等，将成为推动新一年FDI增长的热点。

　　FDI变革中的中国

　　2009年，中国吸收FDI一度出现大幅度波动，尽管跨国公司仍将中国列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但受到跨国公司资金链紧张，以及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变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成本大幅度上升和海外需求下降等多重影响，存量FDI大量撤离，沿海一批外商投资企业关闭或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随着中国果断出台一系列降低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成本、稳定外商投资的举措，加之国际市场逐步回稳，外资撤离的势头才得以控制。

　　一方面是中国存量FDI从大举撤离到恢复稳定，另一方面则是新增FDI增速明显下降，但下降幅度大大低于全球FDI下降幅度，仍然是最受青睐的投资目标地，且新增FDI下降速度呈现出先高后低、逐步收敛的趋势。

　　在2010年，中国在吸收FDI中面临许多机遇：

　　一是在世界经济格局激烈变革中，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不会根本改变，跨国公司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为了在全球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必然继续推动全球产业分工的发展，生产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的趋势将得以持续，随着世界经济复苏，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步伐必然加快。这为中国吸收FDI提供了有利环境。

　　二是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能力逐步恢复，中国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经济体，对跨国公司具有巨大吸引力，大多数跨国公司坚定看好中国市场和投资前景，中国能够在争夺跨国公司投资中保持强大竞争力。

　　三是中国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举措，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步伐，为国际投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难得机遇。

　　四是中国主动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为发展低碳经济开辟道路，能够有效提升低碳经济投资收益率，可以大量吸引在低碳经济中具有先行优势的发达国家的投资。

　　当然，在全球经济秩序激烈变革的条件下，中国利用外资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不仅赤字率、债务率迭创新高，成为世界赤字和负债最多的国家，而且失业率居高不下，技术创新的热点尚未形成，真正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尚需时日，这决定了世界经济在萧条与缓慢复苏阶段徘徊的时间还可能很长。这会影响全球FDI流出的规模和中国吸收FDI的规模。

　　第二，在低端领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正面临来自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例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均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而中国受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比较优势正逐渐弱化；在高端领域,中国面临发达国家的竞争,如在节能减排、科技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发达国家也在加大投入,其外资促进机构和财政部门出台的资金补贴力度较大，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可能撤回国内。

　　第三，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加大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人民币对美元、欧元的升值压力上升。这样，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环境趋于严峻，一些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还可能选择撤离。

　　第四，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竞争加剧。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内企业成长，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全方位展开，内外资企业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的矛盾显著上升。国内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也会对FDI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一些竞争力弱的外商投资企业外移，撤离中国市场。

　　第五，外商投资的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双顺差造成人民币被动投放，中国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在加强流动性管理、调整FDI优惠政策、公平内外资企业政策待遇中，一些单纯为了享受特殊优惠政策的外商投资企业必然撤离。

　　第六，中国FDI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在贸易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条件下，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而人民币的升值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升、房地产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还意味着出口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虽然会使进口成本下降，但由于中国大宗进口产品如铁矿石、石油、大豆等在国际市场上均已形成寡头垄断局面，中国几乎是“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在大量吸收FDI中，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这也加剧了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缺口，导致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在工业化加速发展中，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而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环境成本内部化，即最终只能由企业承担治理环境的费用，因而，企业的环境成本必然呈增加趋势；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均GDP增加，要让广大社会公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必须提高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必然使劳工成本上升。资产、进出口、原材料、能源、环境、劳动力等成本全面上升，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成本呈现上涨趋势，会削弱外资企业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速FDI区位转移。

　　总之，中国低端领域的FDI面临发展中国家的挑战，高端领域的FDI面临发达国家的竞争，2010年利用外资的压力不可小觑。

　　中国应谋求利用外资战略创新

　　面对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局势和国际直接投资环境，中国一方面应该抓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机会，利用外汇储备规模大、企业对外投资能力明显提升的条件，大胆扩大对外投资，果断开展跨国并购；另一方面，在发展低碳经济、产业重组、扩大服务贸易中，积极吸收国际投资，并谋求利用外资战略创新。

　　首先，推动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商投资内移。

　　在中国工业化过程远没有结束，相对落后的农村和传统农业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现代工业、服务业并存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加速演变的条件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部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过去30年，中国利用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了大量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构成了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吸收外商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然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简单排斥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是不明智的。

　　其次，加强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合作。

　　内地需要加强与沿海的合作，把沿海作为外商投资内地的信息中心、媒介中心和沟通纽带，作为内地联系海外市场的枢纽；内地还应该发挥劳动力、土地等价格相对较低的成本优势，打造适宜投资的区域环境，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通过与沿海省份、市、县结对子，帮助沿海外商投资企业集中搬迁到内地，形成集群效应。

　　再次，扩大内需，促使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商投资从成本寻求型向市场寻求型转化。

　　如果沿海劳动密集型FDI搬迁到内地生产，能够在国内销售，比起在内地生产、海外销售，可大大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这样，过去沿海成本寻求型FDI就会转化为市场寻求型FDI。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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