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罗文胜 广州报道

　　2010年1月1日，拥有19亿人口、GDP接近6万亿美元、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正式全面启动。自即日起，中国和东盟老成员六国一轨正常关税削减为零。

　　从法律层面看，自贸区缔约各方已完成其全部协议。然而，就实际推进而言，仅仅是棋到中盘。

　　按照2007年的《货物贸易协议》，自贸区降税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大类，正常产品分一轨和二轨，敏感产品分一般敏感和高度敏感，纷繁复杂的降税分类加诸不同的成员国身上，形成多个梯度的日程排布。总的来说，东盟自贸区降税呈梯度分布，最迟至2020年1月1日，中国和东盟新成员国一般敏感产品关税削减至5%以下。

　　世界最大自贸区，为什么是东盟？是什么基因推动东盟自贸区的前行？

　　“坦诚”出牌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其成员国共有10个，以加入先后分为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新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正式签署自贸区建立协议，随后，双方于2004年、2007年签署《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8月15日，《投资协议》在泰国曼谷签署。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吴政平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透露，自贸区运作最早起作用是外交部，从战略性高度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和欧盟建设历程一样，中国—东盟自贸区同样无法回避地缘政治因素，因此，对其中可能出现的反复，中国一早已有充分考量，被称为“出牌坦诚而又务实”。

　　1991年7月，中国时任外长钱其琛出席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是为中国与东盟首次接触；1992年1月，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正式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9年4、5月，中国与美国、欧盟先后达成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协议；2000年10月，中国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WTO承诺基础上，建设更加互惠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倡议。

　　这个提议引发两极反应，新加坡、泰国较为积极，其他国家则颇有疑虑，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朱镕基看到了转化之机。2001 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当年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拿出更为充实的议案，终于与东盟达成了自贸区共识。

　　对于朱的战略眼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至今仍击节赞叹。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与东盟各国恢复外交关系，处在一个安全的过渡期。虽然猜疑未消，但王逸舟到东盟各国开会时发现，很多人谈到“97年转折点”，对中国的感观，除了传统的威胁论外，开始出现了机遇论调子。

　　诸多铺垫之下，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朱镕基和东盟领导人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

　　2003年温家宝接任中国国务院总理。10月7日，温家宝出席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成为首个加入该条约的非东盟国家。

　　“中国的自贸区提议，表现了最大善意。”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唐世平称，为维护改革开放战略机遇期，摆脱民族化海洋中的孤岛地位，中国一直致力于消除弥漫周边的中国威胁论调：上世纪70年代末放弃向东盟输出革命的任何政治企图，消除了政治上的威胁论；加入与东盟的友好条约，不以武力形式解决与东盟领土争端，消解了安全上的威胁论；至于经济威胁论，本质上是自由市场的现实挑战，中国力推自贸区格局，将自己加入WTO的承诺更加优惠地用于东盟诸国，就是要缓和中国与周边市场自发力量过分倾斜可能带来的破坏，形成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自贸区经济环境。

　　唐世平特别强调，2004年1月1日全面实施的自贸区先期成果——“早期收获计划”，尤其展现了中方和平崛起的诚意。

　　先走一步战略

　　“早期收获计划”是中方作出的一项特殊安排，将关税税则第一到第八章500多种农产品拿出来，向东盟10国实行降税，2006年1月1日这些关税全部降为零，同日，东盟老成员也对我国相同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新成员则有所推迟，其中越南取消对中国早期收获产品关税时间为2008年1月1日、老挝缅甸为2009年1月1日、柬埔寨为2010年1月1日。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收获产品均为我国相对弱势的农产品，对东盟全面实施之前，我国和泰国已有签约运作，2003年10月1日起相互实行零关税。吴政平透露，泰方采取亲顺战术，见到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是大哥，见到副总理吴仪就是大姐，但财政部和各个部委多持不同意见，尤其是农业部，担心蔬菜、水果零关税以后，猛烈冲击我国农业经济，多方权衡后，中央还是答应了泰方的要求。

　　计划实施仅仅一个多月，泰国发现情况超出预计。泰方基数大，但中方出口的温带水果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泰方出口，引起泰国媒体的恐慌性炒作。针对情况变化，我方及时调整，将早期收获扩展至全东盟，以抑制中方顺差势头。

　　中国的远见，在此显露无遗。其时WTO多哈回合谈判受制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短板”，已然陷入困境。而中国推出的“早期收获”，恰恰是一项向东盟开放农产品市场的重大计划，正中日本软肋，令一直想把持亚洲经济领导权的日本，在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方面，整整落后了中国一年。

　　此外，“早期收获”由泰国先行一步，对东盟其他国家也是个重要刺激，直接带动货物贸易协定在2004年的签订。由此，中国与东盟7000多个正常产品开始进入削减进程，双方贸易每年以20%速度增长，把日本远远抛在身后。

　　至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呈现了“三步走”态势：第一步是早期收获，第二步是正常产品，第三步是敏感产品，分三个步骤降税。吴政平透露，中央对进程卡得很紧，温总理每年参加10＋1、10＋3领导人会议都要求有成果，会议开完以后，列一个单子，达成了多少共识，签了多少协议，今年不能比去年差，明年要比今年好。

　　摒弃日本的宴请理论

　　“诚信推动合作，合作推动发展，共同发展造就周边稳定，有利于把国内的事情做好。”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俞邃称，这种连锁关系表明，在东盟展现大国诚意，我国“有很好的抓手”， 其实质性效果远远大于上海合作组织。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唐世平称，对东盟周边国家来说，中国巨大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威压，随着中国被逐渐接受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应该在“话语”方面学习英、美，摒弃日本所谓的宴请理论。

　　英、美对外经济外交，强调自由经济最终会给所有国家带来利益，强调动态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依赖于当地资源，而是依赖个人学习或者整个民族国家的学习，事实上，我国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取法英美模式，强调双边市场的共享。

　　自美国总统里根1982年签署格恩圣乔曼存款机构法案以来，欧美消费型社会的兴起，导致包括中国、东盟在内的新兴国家长达20多年出口导向政策。日本的宴请理论，也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其核心点是在对自己本国市场实行相对保护的同时，通过对外投资深度挖掘当地原材料资源，把生成的东西输出欧美。

　　2008年金融危机弱化了欧美这一全球消费引擎，迫使新兴市场大国不得不“撬动”内需以弥补庞大外需消失的缺口。随着《投资协议》的签订，投资障碍得到排除，中国-东盟之间产生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区域贸易流，成为构建中国—东盟自由区的革命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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