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利用外资五项重点工作，强调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这在一定程度是出于对周边国家地区调整外资引入政策后的应对措施，以期保持本国低成本的投资环境的优势。在实施的具体细则上，仍然是降低流通成本和制度成本等，如部分审批权下放以提高审批效率，在高端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产业给与政策开放与资金土地层面的配套支持，吸引外资向特定支持的产业流入。

　　这些提高外资引入数量的举措，核心是提高外资的预期收益率，在当前国际资本流动陷入窘境，同时国内部分外资抽逃的不利局面下，是稳定资本结构中外资占比的必要措施。但鉴于此前国内过于关注外资引入数量，同时忽视其利用效率的弊端，必须对当前的外资政策调整做配套的提高其利用效率的政策措施。

　　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意味着本国在充分利用国内资金的条件下适量引入使用有效的外资，后者的无效率表现为国内资金浪费条件下的外资流入和投机性的外资流入。这意味本国必须优先最大可能地利用相对更稳定的本国资本。如果在同样的政策优惠下，内资可以完全取代外资，则应优先考虑内资。否则，过量引入外资实际上意味着低效甚至无效引入。换言之，目前设定的给与外资的种种政策资金土地层面的优惠条件，应该同等给与内资。

　　目前仍然存在很多民间资本寻求投资机会，但如果前述部分产业的优惠政策存在对于内资的相对歧视，则国内资本利用的策略实质上有挤压内资拱手外资之嫌。何况，一旦这些产业给与外资过量优惠，大量外资的引入会直接引起国内资金的大规模浪费。当前我国存在巨大的闲置资本，正是没有良性转化为投资的表现，即内资利用很不充分。这也是本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内资投资渠道缺乏的必然结果。金融垄断令内资配置效率不高，在这种局面下，本该使用内资投资的项目被外资取代，这直接造成部分产业民资竞争力缺乏，恶性循环下甚至加重了这一现状。因此，外资引入政策必须与对等的民资投资政策配套，方便两者公平竞争，最终优化资金配置效率。

　　外资的投资周期层面，假若引入的仅是短期投机性而非长期投资性的外资，则非但会提高相关产业的市场风险，同时容易引起产业资金波动，最终损害该类产业的发展。因此，在外资引入政策设计上，对于资金的投资周期以及其对应的优惠措施需做梯进式安排，提高长周期投资资本的预期收益率，鼓励外资在本国深耕细作。同时在引入规模上，过滤小型外资，尽量引入中等以上规模的外资，因为后者所能带来的管理与技术等无形资产更多。

　　有观点认为，过于注重外资引入数量，同时忽视其利用效率的结果是外资投向在部分产业和地区的高度集中，没有起到很好的优化产业结构和平衡地区发展差距的作用。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并不在于外资本身的流动偏好问题，而是国内地区间投资环境优劣和不同产业间收益率差异的必然结果。无论于外资还是民间资本而言，投资环境与收益率都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在同等的国家宏观经济条件下，资金必然优先流入收益率高的地区和产业，期望在欠发达地区和弱势产业依靠引入外资来平衡发展差距，违背了基本的资金配置规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化中部与西部等区域的制度改革，简单地给与政策优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区域投资发展不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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