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日，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30多家全球顶级智库、100多位前政要、诺贝尔奖得主、全球五百强CEO聚集一堂。在这次峰会上，被评论界广泛称为“中国顶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调亮相，引发社会热切关注。它能否成为未来中国的“布鲁金斯”？在一系列政府决策、国内国际问题上，中国智库又将如何发挥其影响力？

　　12月26日晚21:30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莉丽走进《论道》，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共同关注中国智库。

　　龙永图：要将智库引入决策机制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认为，对于中国智库来说，目前存在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要增加需求的话，需要改变我们政府以及立法机构相应的决策机制。

　　“比如说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它必须听取智库的意见，必须要有听证会，比如说立法，它必须听取有关智库的一些意见。如果这些都成为立法过程或政府制定政策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那么智库就能发挥作用了。因为制度上、法律上已经规定了在这个时候智库必须出现。”龙永图说。

　　与此同时，龙永图还指出，也并不要指望智库的一些研究成果能够立即变成政府政策，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它可以每天的影响我们的公众，每天影响我们的媒体，这个时候智库才能够发挥更加长久的、可持续的作用，”龙永图说，“一定要把中国的消费者建立起来，我们的政府要去消费，我们的领导人要去消费，我们的媒体要去消费，我们的公众要去消费，都到智库那儿买东西。我们这个国家智库的市场也就能够发育和成长起来。”

　　薛澜：促成政府从“行动型”向“思想型”的转变

　　在谈到智库对于政府的影响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府确实是效率非常高，有什么事情马上去做，我们目前还是习惯于称之为‘行动型政府’，但是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仅仅是一个大的方向判断不够了，那么我们需要对很复杂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做出一些更准确的判断，我们要从一个行动政府到思想政府来转变，但是我觉得这个转变我们还没有做到。”

　　薛澜认为，这种转变应该得到更多来自于智库的支持，目前并不足够。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在制度上提供保证，使得政府部门得到更多来自外部的智力支持。

　　王辉耀：中国特别需要中立的智库机构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认为，中国特别缺乏没有利害冲突的、中立的智库研究机构。

　　他说，“现在中国进入了新的阶段 ，WTO我们进入八九年了，现在中国经济这个情况已经不是原来大家可能几个机构拍拍脑袋就行。现在局面错综复杂，如果一个决策执行得不好，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现在中国特别需要这种中立的或者独立性的机构出来论证这些公共政策。”

　　王莉丽：不缺智囊 缺乏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莉丽认为，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和贡献度，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去年美国经济危机之后，一些经济学家作了错误的判断，后果是在网络上我们的网民都在拍砖，说这哪是专家啊，这就是拍砖的那个‘砖家’，” 王莉丽说，“所以我一方面在想，中国的学者确实你要提高政策研究的预测能力、一个政策建议的能力，另一方面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公众，在中国能够培育一个更宽容的一个环境，只有公众的容忍度更大了，政府的宽容度更大了，学者才能够真正的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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