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的血脉传承

　　历史上的1928-1938年是中国民族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黄金十年，这是费正清和费维凯总结出来的，那个年代是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后，根据1928年的情况来看，那个阶段的民营企业确实发展比较快。因为那时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中国刚刚接受了一种新的制度——封建主义逐渐被瓦解，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所发展了。第二，由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促使了中国人实业救国的心理。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19世纪20年代日本已有十条航空母舰，这是日本当年的水平。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航母。第三，当时的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当时中国有四五亿的人口，所以中国市场在世界市场中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另外，还因为当时有比较宽松的环境。那时在北伐之前，军阀比较厉害，还谈不上区域市场分割，实际上这是打破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一个很好的方向，有些稳定的状态出现。全球化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包括外来的经济压力，尤其是日本的崛起，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走实业救国、实业报国之路，要进行维新变法之路。

　　中国近代实际上有两个失败：一是康熙时的封海政策，对外政策没有开放的概念和载体，严重的闭关锁国、封海政策把我们完全限制了。而当时的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开着战舰不断征战，英国成了“日不落帝国”。二是“寨文化”，都是土寨，一把火就能烧光。但是，欧洲那些城堡都是石头做的，挪威的城堡烧了几次都烧不坏。寨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封闭的政策。

　　那时候的中国太弱小，但反而是在弱小情况下的发展，所显现的力量更大。就像改革开放30年前，人均工资不到一百块钱，而现在北京的人均工资可能已经三四千块钱了，这种在弱小时期发展起来的力量似乎更强大。1928-1938年时中国的经济条件有限，那时候没有新经济行业，都是盐、米、铁、纺织、丝绸这些简单消费品的行业，产生了很多纺织大王、船王，主要是江浙一带的发展开发，包括沿海、长江沿线地区，北方的天津、中部的武汉、云南蒙自都是大商埠。

　　台湾有一个叫许倬云的教授，他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那段时间研究得很透。我听许倬云讲过当年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阶段，那时没有什么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从技术角度来讲肯定还是很落后，在印染或其他行业，基本上还是用国外的技术。

　　那个时代的经营发展其实也很残酷，我在四川丰都鬼城看过一副对联，其中下联说明那时的商业历史是血淋淋的——“金黄银白心黑手辣眼红头上有青天”，金子是黄的，银子是白的，要想拿到它就要“心黑手辣眼红头上有青天”。那时的长江一带，基本上是靠抢码头赚钱，让双方的马仔穿上烧红的铁靴，谁走的远，这码头就是谁的。在马仔走之前，先拿十万光洋给他的家人。因为穿着烧红的铁靴跑，跑完这程肯定会死。这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跟英国当时的圈地运动很相似。其实，美国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也很悲壮，很多爱尔兰人到了美国自由岛，下船后就被美国的黑社会枪杀了，钱也被抢走了。还有新奥尔良圈地运动，美国那时也有圈地运动，所有的移民晚上排队住在这儿，第二天发令枪发令，谁先跑当时就被枪毙，谁跑的远，谁的占地多。

　　人类的那段历史就是一个血泪纷争的历史，我看到那副对联时特别有感慨，它把血淋淋的历史说出来了——要想拿到“金黄银白”，就得心要黑、手要辣、眼要红，头上还有青天，有人罩着你。中国那时的商业竞争很残酷，它是一种隐晦的文明，不像现在这种比较透明的竞争。

　　后来在海外做企业的那批华人具备完全的商业精神，典型的如包玉刚、霍英东等等，他们传承了当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以后那个时期的精神。那种历史的血脉相承，大概是从文革初期开始。他们有报国志向，热情且有胆识，但技术上不很全面，完全是家族管理。他们受到西方企业的启蒙和启发，有民族自觉感、民族自尊心，这批企业家大体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的。

　　我一直希望电影界拍一部中国商业百年的纪录片，从一百年前开始导起，中国的商业萌芽开始启动了，有很多条发展脉络，比如：民国期间是一条线、抗战期间是一条线、到解放战争又是一条线，再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到改革以后。从中国商业到世界的辐射，不同的线，不同的点，展现那些企业家当时的激情、意志、技术、资金实力、管理方法、创业精神、文化，这些很有意思。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 “世界金融企业的历史”，说的是投行的这些历史，像美林、高盛、老摩根这些大的投行。但是恰恰没有人拍过中国这段商业史，其实应该把许倬云所讲的那些历史好好研究一下。

　　从那段历史中能受到什么启发？一是中国人本身是很有智慧的，很勤劳，很勇敢。另一个是精神，到今天也要提倡产业报国、民族自立、民族强盛。还要提倡东西融合、开放、打破禁锢。再有，在制度方面要提倡产权一定要清晰、治理结构明确。其实，过去山西晋商的治理结构就很明确——老板是老板，东家是东家，掌柜是掌柜，干股是干股，湿股是湿股。那时还没有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理论，山西晋商的治理结构其实跟美林、高盛的MD一样，全球都有股东。MD是技术持股人，他们也有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每年有分红。这很像晋商的治理结构，晋商的股东切割分配很科学。

　　从当年盛宣怀、胡雪岩他们的那段历史，到1928年-1938年的“黄金十年”，再到今天这代企业家，是有一个血脉的传承：第一，在比较痛苦的民族环境和背景下延续而来。从大清没落后，我们长期被人欺负宰割，都有一种自强心。第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门也开了，这代人有知识、有眼界，看到了西方的发达状况，因与国内反差更大，他们的心理更受到冲击。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层次，知道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第三，大家还是在想如何能使中华民族摆脱贫困，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我们不能一味地骄傲到成吉思汗时期，那个年代太遥远，并不代表现代中国的强盛。

　　在当代，柳传志、张瑞敏这些人应该是算作同一代企业家，而像我一样的这批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来的，有的做了私人企业，有的做了国有企业，有的做了上市公司。这代企业家跟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相比，我们的条件好多了，当然在有些机制上可能活力还不够。

　　中国下一步发展核心在于机制创新

　　现在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有4.3万的GDP，日本是4.8万亿，虽然我们排在第二位，但人均相比却是日本的十几分之一。我们的劳动生产力和效率还是低很多。

　　2009年，我作为对话嘉宾参加了达沃斯夏季峰会上关于绿色经济的论坛，会后我心里很难受。这次的绿色复苏、绿色革命，导致中国将来会在重压之下，几乎所有人都用异样眼光看着中国，中国已是排放第一大国，发达国家都在攻击和质问中国为什么还在排放。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IT，第四次革命可能就是绿色经济。绿色革命的起点很高，发达国家把碳交易规则、碳交易价格都制定下来了，技术也储备好了，又开始发牌了。中国不减排不行，要减排就要有技术，要买他们的技术和设备。绿色经济可能是世界经济利益格局转变的重大转折点，但是我们没有准备：第一，能否将绿色革命上升到国家战略上去；第二，是否有基本的制度；第三，能否令其进入全民的普及教育；第四，能否克服一些价格障碍、成本障碍、制度障碍、税收障碍；第五，能否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全民可实施的战略。

　　发达国家排放一个多世纪了，现在不让我们排放和发展了。什么叫GDP？原材料、能源消耗加上排气排污排渣，等于GDP。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我们也减排，我们有自己明确的方案目标，但是发达国家不能跟我们说多少年必须减多少。为什么这样讲？这其实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较量和博弈。

　　现在我们国家经济行业发展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就像叠罗汉一样，我们在罗汉底层，扛着别人，为什么？第一，技术创新不行。技术创新跟经济实力相关，技术创新的核心是人，能把人调动起来的核心是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就没有真正的优秀人才，没有真正的优秀人才就没有这种创新。比如IT、生物制药以及新能源动力技术，这些事物的核心都是技术创新，而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

　　中国基本属于加工大国、能源消耗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大市场，下一步我们的核心可能还是机制创新。如何把人完全的调动起来，建立起一套完全创新的机制，使中华民族再上一个新台阶，不能仅仅满足于我们能够安排就业、我们是生产大国了。暂时处于这种状态可以，但长期并不可行。比如美国，它把全世界的钱都吸引过去了，把全世界的人才都吸引过去了，100个清华、北大毕业生，80多个都到美国去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机制问题。技术说到底是创新机制的问题，创新机制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机制创新和个人发展上没有很好的动作？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可能涉及到历史和中国文化的问题，汉民族自古讲究中庸，很多文化都体现出这点，比如“出头的椽子先烂”，“少说为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还有“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些文化把人压抑了、扭曲了。有些恶劣的机制，对于已经成才的人是一种压抑，对没有成才的人可能是一种砍削。

　　比如在中国改革的前沿，深圳为什么突然活跃起来了？它是一种全新的机制，摆脱了原来的束缚，这是一种人的能量的释放。很多老人去了深圳看到这些景象以后，有些人掉泪了，说这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让邓小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讲的很清楚。实际上这还是一个人的原动力的释放，人的能量的释放。你需要让人的思想不断地飞翔，给他一片天地，给他一个新机制。

　　中国多年来为什么很少有人研究出新技术？中国有一种土壤，如果你不在这个土壤中行走，你可能会失去生存的地位和条件，所以你只能去适应。还有法律的原因，比如我发明一个技术，几天就被人偷走了，也没有人保护我的权益，这属于知识产权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如果产权不清楚，就没有真正的治理结构，如果没有真正的治理结构就没有真正的动力机制，没有真正的动力机制就没有一个好企业，就是这种逻辑关系。只有产权清晰，治理结构才能清晰，治理结构清晰了才能有真正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有了这些东西才能有无限的创造力。

　　联想为什么那么厉害？35%的分红权拿走了。然后激励机制改革后又转换成股权了，现在他们又有了一个更新的动作——29%的股份给了泛海。联想现在等于是一个标准的“混合所有制”。柳传志做得很好，他开始也不敢大动作，开始时只是获得了一个分红权，分红权给了他们之后他们不敢分钱，最后这笔钱很宝贵，变成了股权的资本。但这只是大概率事件中一个极小概率事件。联想成功的最核心原因是出现了一套宽松的机制，制度是最闪光的一点，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说“制度决定人的扭曲和变形”。

　　我原来想提一个建议，后来不敢提——十多年前有2000多万工人下岗，国家地方要给每个人4万块钱作为补偿，一共8000多亿。我设想，能不能不给他们钱，而是把这8000亿投到中国电信、中国烟草或者中国石油这样的企业中，每人占有四五千股。每人每年可分一两千块钱，让他再自谋第二职业。张维迎在亚布力年会的时候说，应该将两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分发给民众。实际上他想试图解决机制的形象化和具体化问题。

　　我们需要改革的声音

　　现在中国企业下一步发展大概有这么几个大问题：一是改革还要进行，不改革，不进行机制上的塑造，在一个水平上可以走，再往上肯定就走不动了，碰到天花板了。第二个，要创新，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IT这一块已经过去了，中国也赶上了一部分，但是基本上是由美国主导。这次的绿色经济，我估计会是由欧洲和美国主导，谁的起点跟他们一样谁就发财了，就会在经济利益格局变化中更强大。第三，还要在中国企业提倡产业报国、民族自立这些观念，要提倡使命感。第四个方面，应该提倡更多企业做一些公益，改变企业家心灵中的问题，体现更高的精神价值。另外，要向西方大企业学习。学习他们的管理技术、战略愿景、方法制度、机制塑造、市场的营销技术、品牌渠道。

　　关于改革的内容很多，将来肯定还要有一个产权清晰、治理结构清晰的问题，这是现代化的机制塑造问题。另外，中国企业还是要走国际化。国际化并非合资就算国际化，要有国际化的资本、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机制、国际化的市场和国际化的营销渠道，这是一体化的。比如芬兰，它是一个森林国，也是造纸大国，但是它自己的森林并不动，它们90%的造纸厂是在国际上占领。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是最大的投资机会，在矿产、石油、天然气、水源、林业、品牌、渠道各个方面，最好的抢占资源的机会我们没有及时抓住。首先是由于主要精力放在了四万亿的投资拉动上了。第二，政府更多的关注在民生上。最关键是我们没有做好真正的准备，没有将这个机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们还是要上升到国家战略，组织一些“国家队”或者很好的民营企业，有目的、有战略性的去占领资源，因为我们将来还会面临人多、地少、资源少的局面。当年日本有个拓殖银行，在美国经济不行的时候，日本有一段时间很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鼓励大量企业进军世界市场，就是进行海外扩张，那个时候日本几乎用十年时间就把美国市场占领了。

　　其实，现在中国的企业家还是应该有一种共同的声音，要有改革的愿景，要有这种改革的声音、开放的声音、市场化的声音。因为如果不改革，改革动力没了，发展就要停顿了。如果你的GDP发展很快，光看到好的一面，但是改革动力没了，那你可能在这个阶段要停滞不前了。改革要改什么？这是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是否要产权制度改革？是否要建立真正的治理结构？一个企业，不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又如何与世界接轨？这都是大问题。否则，我们会总觉得自己过得很好，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很大，实际上这些数字掩盖了很多东西。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改革的声音。

　　(作者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本专题由本报与中国企业家论坛联合推出)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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