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

　　哈耶克曾经说过，唯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而更为现实地看，要见证自己的观念，长寿好像更为重要。

　　加尔布雷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这三位曾经被西方媒体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初相继离世，无论他们的身高悬殊几何，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各自学说的兴起与发展、边缘与主流、膜拜与遗忘，幸好他们都活得足够长，也有足够的智慧来包容世事嬗变。

　　萨缪尔森的少年经历了大萧条，随后参与了凯恩斯革命，完善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见证了当代经济学日渐数学模型化；同样，他见证了经济学家在战后经济繁荣中的如鱼得水，也看到滞胀中的经济学家集体束手无策，甚至体会到金融危机中大众对经济学家的幻灭之感。

　　不过，总体而言，他自认不止略胜一筹，不仅在于自己比弗里德曼晚走一步。93岁那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天，我们见识了米尔顿认为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到底有多么的错误，凯恩斯的观点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性角色。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的失败的。”

　　甚至系出麻省、诺奖新贵的克鲁格曼最近也表示，萨缪尔森在1948年出版的教科书中所谈到的许多问题，也许比当前的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更接近事实，“除了有一些轻微的陈腐观念之外，他也许已经描述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

　　不过，关于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论战并未因此盖棺定论，就像市场与政府在现实世界总是无处不在一样，即使萨缪尔森在离世之后安享了无数荣誉与赞美之辞，也不乏尖锐的追问与附会，就像彼得·罗宾逊那样撰文对波兰、苏联的问题不依不饶。

　　诚然，也许弗里德曼更理解铁幕下的人民生活，也许奥利地学派更能体会政府介入经济的恐惧，更可能国内人士对国进民退更容易产生深层忧虑。但是客观地说，萨缪尔森对于现实世界从来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更务实地认为“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经济活动，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掌控经济活动。”

　　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0年，1998年他在早年的文集《中间道路的经济学》序言中表示，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但这并不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经验使得他不得不成为折中主义者：在个人的创造性和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由此，他甚至早早地对过度的放任表示了担忧，“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那么，基于这样的准则，不难理解对于处在多重转型的中国改革路径，萨缪尔森将其更多理解为从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的市场经济。为此，他如是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不说‘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在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我就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无论哪里也找不到它了。”

　　即使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也对凯恩斯的遗产表示了更为折中现实的态度。在十多年的采访中，他称自己为“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完全忠实凯恩斯主义甚至和纳粹口号一样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