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保罗·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这也对应了他学术生涯的两次转折。按照出生记录，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然后，如前所述，他在芝加哥大学重生之后，又于194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涅槃复活，从此创造了该校经济学系的新气候，桃李满天下。从芝加哥转战哈佛，再到麻省理工学院，看起来，他真的颇为笃信海明威的信条：活得好就是最佳的报复。

　　这与大时代的症候息息相关，也是一曲现代经济学的隐微演变史。就像他晚年回望来路时，不得不自谓幸运：终我一生，我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欧洲的辉煌永远成为历史。”这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对于欧洲未来的悲观预言，曾被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在自传中引用、自嘲并反驳。

　　话说回来，尽管当时的经济学还是不少非专业人士的爱好，但19世纪的经济学伴随着英国同期的黄金发展而进展神速，到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1870年左右，经济学的学科名称已经由“政治经济学”转换为 “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系统学科，回归学院系统。

　　“就在伽利略去世那一年，牛顿出生了；到了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凯恩斯出生了。”富于幽默感的萨缪尔森曾经在专栏里如是调侃历史，然后有趣的是，我们知晓会意接下来上演的桥段：凯恩斯之后，萨缪尔森出现了，他的出现正赶上经济学变革的黎明，美国也逐渐取代了英国成为经济学重镇，而其中，芝加哥大学尤为引人瞩目。

　　乔治·施蒂格勒在回顾经济学的发展之时，特别指出几个“理论上百家争鸣”的时段：从1890年~1940年的剑桥大学，更早之前的维也纳以及1930年迄今的芝加哥。而所谓诸如“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或“芝加哥学派”之类流派背后，乔治·施蒂格勒强调“并非只靠一位才俊之士昙花一现地带领一小群门生就能形成。”

　　于是，15岁考上芝加哥大学的萨缪尔森直接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地点是芝加哥大学。那天正是芝加哥大学开学，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之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这一切迅速占据了这个天才少年的心：“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

　　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有趣的是，当施蒂格勒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之际，就对本科阶段的萨缪尔森表示出来的不凡资质印象深刻。而素来蒙受幸运女神垂爱的萨缪尔森日后不乏幽默地表示，1932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创新者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亚伦（R.G.D.Allen）使用数学符号。矩阵是稀有动物，在社会科学的动物园中尚不见踪迹，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简单的行列式。”

　　这并不是蓬勃成长的经济学乐于沉耽的史前伊甸园，时代正在宣召新的经济学，而1932年的经济学无疑走在新旧世界的边缘。因而，对一个经济学家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时代，幸运的萨缪尔森再一次生逢其时。日后，把数学分析引入现代经济学的萨缪尔森不无文学性地写道：“经济学像睡美人，它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愈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愈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坏的土壤，迟迟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

　　同样在1932年，一位本来打算向保险精算发展的第二代犹太移民也面临一份选择：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在两份奖学金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原因与时代直接相关，那是1932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的谷底，经济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燃眉之急。他想：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比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发挥作用吧。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

　　就这样，大萧条催生了一个世纪的彻底变化，繁荣与衰退更替而行，战争与和平暌违交错，专制与民主比邻而居。时势使然，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以及当时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大家都在关注相同的问题：经济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业水准？如何解释一方面是需求强劲，但另一方面却又有广大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随后的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发表了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发了经济学的革命与突进，正是他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并称于世，被誉为20世纪知识界三大贡献。

　　世界赐予美国的，还有更多幸运。二战以前，希特勒源源不断地为美国送来大批欧洲知识精英，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等自然科学巨匠，这库普曼、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科斯等经济学家也入其瓮中。据说，当时芝加哥成为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地方，奥地利学派成员更是开始新的美国传统，甚至出现二次世界大战不过“赢在剑桥、普林斯顿以及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室里”的说法。这也使得萨缪尔森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赶上了其经济学大放异彩的复兴时期，就这样，在哈佛的萨缪尔森由他的芝加哥头脑变为一名凯恩斯主义者。

　　等等，我们是在谈论萨缪尔森还是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是的，当我们在谈论现代经济学的成长时，事实上也是在谈论萨缪尔森自己，正是这个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范式，研究领域也涵盖了经济学各个方面。萨缪尔森曾经在检视自己令人生畏的职业生涯时，总结自己所有的这些因为好运气所导致的事情，都应该放到经济学历史中的根本性趋势这一背景下去理解。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在萨缪尔森离世后第一时间的声明所说的：萨缪尔森改变了他所接触的一切。萨缪尔森对此当仁不让，事实上，“最后一个经济学通才”的说法正是源自他自己，正如他所言，他始终位于一个运动场上的看台座位，“能够坐到上面去观察几乎一个世纪的基础性经济学的历史。他的巨大的幸福是能够位于那些永远改变了经济学的改革的前方。”

　　无可置疑，萨缪尔森的时代重塑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皇冠明珠的庙堂地位，也催生了萨缪尔森这般经济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然后，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也正是他及其同侪最终改变了他的时代与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