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琛

　　在他之前，词典里没有宏观经济学

　　编者按：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人保罗·萨缪尔森，于美国东部时间2009年12月13日在贝尔蒙特的家中与世长辞，终年94岁。他和他的导师汉森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报道称，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经济学》以40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1000万册,是全世界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巨大。

　　 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本报特别邀请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6至19版中译本译者——萧琛先生撰文以志，第19版正在翻译之中。萧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UNESCO转轨经济教育顾问。专著包括：《世界经济转型与中国》、《“新经济”求索与应对》、《网络经济的管理与调控》、《全球网络经济》、《论中国经济改革》、《效率公平与深化改革开放》、《富强战略》等。

　　 世上最难得的一位“经济学通才”，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享年94岁之后，于12月13日与世长辞了。作为宗师教科书的主译人之一，作为这位泰斗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我的手机十多个小时内几乎被打爆了。两天来采访的倾盆大雨和追悼的文论鲜花一直在日夜兼程地飞奔遍神州大地各个角落。中国媒体记者们的敏锐、才智、执著和高效，中国经济学人的诚挚、感慨、激情与追思，在一位远在万里的学者教授悄然离开我们的时候，竟然能够表现得如此地淋漓尽致！

　　他“让‘沉闷的经济学’变成了诱人的富于激情的学科”！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第19版近年已在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问世。该书首版发行是在1948年，之后大约每三年更新一次，迄今已经有了19个版本。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圣经”，早已被译成了40余种文字，销售总量已超过1000万册。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长期广泛流行，是一件值得思索和回味的事情。萨缪尔森早在而立之年就在西方经济学界赢得了盛誉。他在30岁时出版的一项高级研究成果《经济分析基础》，在25年之后为他带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使他成了美国经济学家中第一个享此殊荣的人。

　　 一个顶尖的学者为什么会如此投身于普及性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如此的成就？

　　 首先，萨缪尔森有一种经世济民的心胸和博学睿智的头脑。在二战后百废待兴、憧憬无限的氛围中，作为一名教师，他所看到的是年轻学生们失望于传统教科书的茫然的眼神，他所感到的是“探讨普及经济学的革命性方法的时机业已成熟”。“为了影响一代人的思想”，萨缪尔森长期竭尽心血甘之如饴。在诺贝尔颁奖致辞中，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阿沙·林贝克曾经这样评价：“萨缪尔森在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方面的贡献，已超过当代任何一位其他的经济学家。他事实上是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领域。”

　　 其次，萨缪尔森博采众长、善于折衷，是一位海纳百川的高手。萨缪尔森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由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两部分构成，前者可以用微观经济学加以分析，后者则可用宏观经济学进行论证。“萨缪尔森的开拓性的教科书的功绩在于：它第一次成功地把（当时）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萨缪尔森使用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概念，即一旦经济被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原有的古典学派的原理便能够适用。”萨缪尔森意欲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同微观经济学相一致的分析框架。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宏观经济学”一词，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问世之前，甚至还不曾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词典中。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萨缪尔森所采用的一整套市场分析方法，如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等，迄今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典范。

　　 再次，萨缪尔森具有博爱的师长情怀和非凡的沟通才能。萨缪尔森的第16版和第17版的书前都有一句看似平常却意境迥远的题辞：“献给我们的孩子和学生。”萨缪尔森不仅桃李满天下、读者千百万，而且还是一位6个孩子（含一“三胞胎”）的慈父和15个子孙的家长。萨缪尔森深感：“若要让‘沉闷的经济学’变成激动人心的学科，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那么，即使是很一般的经济学图表，也都需要重新加以设计。”萨缪尔森还专门附加了一章“如何读图”。为了更恰如其分，他甚至“踏破铁鞋”地采撷了一句很有点鲜见的“中国谚语”，来作为该章的题头格言。在讨论国际贸易的时候，他曾独具匠心地绘制了一幅特别的“世界地图”。在该图中，各国的位置形状仍赫然可辨，但版图大小却不再取决于疆土面积，而是取决于贸易份额！这样的图读起来，怎能不让年轻的学生为之心动和浮想联翩？

　　 最后，萨缪尔森既是语言巨匠，也是幽默大师。在缜密漫长的理论思辩和沉闷枯燥的逻辑推理中，《经济学》教科书的读者总是有幸能不时地为作者的语言艺术所感染，不时地为一种自然幽默的风格所触动。例如，在讨论“边际价值决定价格”的时候，萨缪尔森会提醒您应当切记，是“狗尾巴在摇动狗身子”。又如，在讲解国际贸易政策时，他将“关税”比作“撒在轮船发动机里的沙子”；而在讨论投资乘数效应的时候，他又用“拨动小提琴弦”加以类比。此外，在介绍马克思的“专栏”中，他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让旧世界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而后又加以呼应：统治阶级确实在这位伟人的影响下颤抖了一个多世纪！

　　他让经济学持久地“站在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确开创了一个崭新而持久的典范”。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学家，像那些研究地球上骨骼与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一样，通过考证《经济学》的第一版如何修订成第二版，并最终成为今天这个版本的，来确定各种经济学观点的盛衰年代。

　　 尽管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凯恩斯革命”的局限性逐渐暴露，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遭致了许多的批评。在1960年代，曾有一本评论性专著《批萨缪尔森》指责他过于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辩护，其篇幅竟然等同于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而到1997年第16版推出之前，美国评论界又有人认为萨缪尔森过于追随凯恩斯，其15个版本的教科书基调“体现了一种对政府干预功能的信任和对市场运作后果的担忧”。该文还指出：“由于总是着眼于短期总需求，《经济学》低估了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的重要性。又由于凯恩斯所担心的问题，即‘人们往往会储蓄过多，从而会导致经济紧缩’，《经济学》的许多版本都隐含着一种‘反储蓄’的基调。直到1989年发行的第13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才深感美国的储蓄率已经过低，才开始提请人们关注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近年釜底抽薪式的挑战应该说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斯蒂格利茨。他写道：“在实质上，这（指新古典综合体系）就是把经济学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宏观理论便能够适用；在另一个部分，当社会的资源达到充分就业时，微观理论就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课程的教学上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了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只有一套，而非两套。然而，这一观点却没有在现有的任何教科书中被反映出来。”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竞争是创新的动力。早在1970年代，当“滞胀”这个经济学难题出现之后，经济学界已深感“新古典综合派”的解释力已经达到极限，并呼吁要“寻找一个新的凯恩斯，他的突如其来的洞察能力将会发展成一个理论来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到了1990年代，当“不停滞又不膨胀”的“新经济”展现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则更是大声疾呼：“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原理。”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发行之后，一些评论家已经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已经开始在国内外引起轰动；William Baumol的教科书的呼声也很高，截止到1997年已经出了7版,而更早的 Richard G.Lipsey的教科书，在1981年就出到了第六版。

　　 令人困惑、感叹与折服的一点是，1998年萨缪尔森教科书的第16版也即50周年金版诞生后，其人气指数又再度如日中天。Gary Burk曾评论道：“凯恩斯曾不无自嘲地说过：‘长期看，我们都属于死亡。’在经济学第16版问世的今天，我对此似乎不再敢苟同。看来，我们的脉搏还依然相当的强劲。”而萨缪尔森本人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

　　他看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 正在重新崛起、正在转向市场经济”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50周年“世纪金版”中译本的首发式上，我们曾播放过萨缪尔森的《录像祝贺致辞》，宣读过他的“致中国读者”的亲笔信函。萨缪尔森写道：“就政治经济而言，中国无疑是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党政领导和广大民众已经选定了用市场竞争机制去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其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特别地需要我们这本教科书来为您服务。”

　　 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无疑异常严峻。例如，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步骤，新兴经济体与成熟经济体接轨的合作模式，从“模拟市场”切换到“成熟市场”的临界条件和成功关键，切实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产业，有效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尽快挪除居民消费的“制度性障碍”，从倚重（政府）投资走向倚重国民消费等，都需要经济学者进一步努力借鉴和创新。

　　 经济学是一门帮助人们增强洞察能力和保障选择效率的学问。经济学有许多定义，就当今中国读者而言，笔者感到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马歇尔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其二是罗宾斯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个侧面，即目的和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的手段之间的关系的科学。”

　　 坚持不懈地将“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性偏好假设”结合起来，经济学提供了各种范式，可以帮助我们在确定目标、选择手段和保证效率之间获得一种均衡。科学家应否长期担任行政领导？现阶段“学历”是否比“就业机会”更“稀缺”？“金融海啸”后应否多做些“时间密集型”的事情，如生孩子或读MBA？经济适用房的装修应否追求豪华？是否应该用当“负人”的办法去购买第二套住房？股票价格指数（沪指）3000点前后能否继续大量持有一线蓝筹股？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寻找一种一般性的参照“解”。日常生活中，你看到的是情怀各异的芸芸众生，是特殊；而在经济学中，你遇到的将是具有“自利”目标和“理性”手段的“经济人”，是一般。找到了一般，显然有助于比照出特殊。认真系统地学习经济学之后，你将会用一种同以往迥异的目光去审视整个世界和关注中国经济改革。

　　 你所关注的可能不再仅仅是价格如何上涨，而是会这样地问：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需求拉动”还是“成本推进”？你所看到的“房地产调控”，可能不再仅仅是呼吁“降价”和声讨“暴利”，而是能否“扩大供给”和“缩小需求”？你所困惑的“大牛市”，可能不再是机关单位如何三令五申“不准上班炒股”，而是会反思：中国股市现阶段的内在法则是“（资源）配置”还是“（财富）分配”？而你所重视的“新农村”建设，则很可能不再仅仅是“剪刀差”、“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而是“丰收悖论”、“蛛网理论”和“边际消费倾向”。总之，你会发现大千世界人间万象的背后，无处不有着生机勃勃和趣意盎然的智慧！

　　 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说得好：“在我当学生的20年中，最令我兴奋的课程是我在上大学一年级时所选的连续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原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门课改变了我的一生。”无怪乎萨缪尔森敢有一句豪言：“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会在乎是谁在为它制定法律，又是谁在为他起草条约。”

　　 改革开放30年来，东西方经济学的交流和碰撞，对于中国新一代人力资源的素质乃至整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显然已经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工具，如“需求管理”和“比较优势”等，都已为政策制定者所驾轻就熟。在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的岁月里，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海啸”的风浪中，在反思“过度储蓄”和谴责“过度消费”的争议中，在呐喊“美元退位”和对抗“国际气候政治压力”的努力中，中国党和政府的气魄和明智，中国13亿人的沉着与坚实，都已经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尾声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经济学的金色的阳光正在洒遍中国的绿色的田野，中国经济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率先走出，民间资本正进入传统的六大垄断行业，证券市场正在稳步地走向世界，“楼市问题”和“卖地财政”正在日益引起高度的反思，“十二五”的恢弘画面正在向我们徐徐展开，“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新浪潮正在华夏广袤的热土上酝酿和涌动……总之，一代宗师生前所愿的“重新崛起”，正在中国大地上变成现实！

　　 萨缪尔森所愿意看见的也许更多更多。他一生的睿智和风范，不仅让我们更深刻地去领悟“什么是学者”和“什么是教授”，不仅让我们更认真地思索“什么是大学”和“什么是大师”，而且让我们更热切地探讨“什么是科教兴国”和“什么是人才强国”！斯人健在时，“不用扬鞭自奋蹄”、“于细微处见精神”；斯人逝去后，“化作春泥更护花”，甚至，“于无声处听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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