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肖世峰 长沙报道

　　“我正在武汉呢，萨缪尔森走了我知道，很可惜，他是（经济学）巨匠。”邹恒甫感叹道。一代经济学家大师萨缪尔森的去世，让众多经济学家感到悲痛，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记者特地连线了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邹恒甫，他回忆了在哈佛学习的时候与萨老的往事，也明确肯定了萨老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大影响。

　　潇湘晨报：您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听过他的课吗？

　　邹恒甫：没有，那时他已60多岁了，退休了不教课了。不过我们在校园里经常见到他，他喜欢散步，戴着大黑框眼镜，白头发，散步时似乎还在思考，我们当时初到美国，见到他高山仰止，都不敢打扰。

　　潇湘晨报：怎么知道他就是萨缪尔森呢？

　　邹恒甫：他是传奇人物啊。少年得志，26岁就是哈佛大学博士，美国经济学的“小诺奖”克拉克奖第一个就是颁给他的，年龄限制还特意因为他（当时）已经44岁了而做了修正。再说我们当时国内77届、78届经济学的学生，用的教材就是他的，《经济学》第10版，好像是他的经济学著作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

　　潇湘晨报：他的学术理论对中国影响大吗？

　　邹恒甫：当年77、78届的大学生现在都是些什么人你知道啊，我想毫不夸张地说，现在那些60岁以下的正副部长级官员，应该都受过他的影响。萨缪尔森可以说是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解体的理论提供者，听说当时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部《经济学》俄文版。你知道3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

　　潇湘晨报：主要影响体现在哪里？

　　邹恒甫：萨缪尔森是“混合经济”的倡导者，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他认为应该并存。他并不认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他自己亲身经历过1932年的经济危机，所以他对凯恩斯的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是极力赞同的。他认为合理的市场经济成分，主体应该是私有经济，但也应该有国有经济，这和我们的国情有些很相似、很吻合，所以后来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萨缪尔森的理论肯定影响很大。

　　潇湘晨报：具体的政策方面，哪些与萨缪尔森相关？

　　邹恒甫：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为他是通才，并不局限于哪个领域。如果硬要说，像应对经济危机的积极财政政策，就与他继承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相关，他深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所带来的繁荣“过于脆弱”。当然，现在我们的政策正在向弱势群体倾斜，例如增加低收入者的扶持政策、通过税收手段降低贫富差距等等，也可以说是萨缪尔森主义吧，萨缪尔森是极力倡导“福利社会主义”的，他一直自称“Disadvantage Dog（劣势狗）”，主张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因为弱势群体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利益最容易受到侵害和漠视。

　　潇湘晨报：我们注意到萨缪尔森的观点后来受到的批评比较多，像“通胀论”似乎就与其他经济学流派观点不一？

　　邹恒甫：萨缪尔森晚年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标准，一个箭靶了。他太成功了，所有的后来者要想成名立万，推翻他或者推倒他的观点是最容易的，尽管他们用的学术分析方法就是萨缪尔森引入的。像通胀，萨缪尔森的观点确实说通胀等于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但并不能说他就是“物价主义者”，更不意味着我们判断通胀与否，死盯着CPI不放就可以了。因为萨缪尔森同样说过：“如果一个人得到很多的货币，那么他的处境将变好；但如果每个人都获得很多的货币，那么整个社会就会产生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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