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迪凡

　　在会场上左右穿梭时，听到乡音总会停下脚步相视微笑。

　　除了拖着箱子来去匆匆的苏伟等政府谈判代表，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不乏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和审视的目光，形成从谈判代表团到非政府组织（NGO），再到媒体的一股颇为凝聚的力量。

　　南开大学的肖欣是作为“联合国特约观察员”来到哥本哈根的，她尽最大努力在第一时间更新博客，为的是通过博客“拍照片讲故事”，把信息传达给不能到现场的朋友们。

　　在肖欣看来，来自不同机构或团体的很多年轻面孔“是这个会场里最有活力的一群人”。

　　空白尚存

　　肖欣觉得，联合国的大会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很多元也很有趣，甚至有点儿闹腾。例如资料中心旁边的公告栏里每天都贴满了各种“边会”的信息；会场里经常能碰见一群“奇装异服”的人在西服革履间大摇大摆走过。

　　不过，谈起中国的声音，肖欣也看到了空白。“开会的第一天，我们在通往会议区的走廊里看到一面视频展板，点击屏幕上地图中的彩色圆点，可以选择播放各个国家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采访视频，我去找中国，竟然是个空白。”肖欣说，那天自己在博客里写下：这里需要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替中国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贫穷人发声，这也是我来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COP15）最想做到的。

　　“其实我也有个困惑，似乎一谈到中国，大部分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将可能带来的碳排放增长，人人都在说减排。”肖欣说，在谈到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好像大家又忘记了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老大做错事，就应该补救”

　　对于国际乐施会COP15代表团亚洲媒体统筹王彬彬这样，已经连续跟了3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的NGO政策分析者来讲，对于COP就少了些感性关注。

　　王彬彬认为，气候变化不只对非洲、对东南亚、对北极熊造成了影响，中国也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

　　回想起住在甘肃村庄的曾大叔对记者讲述家里的玉米是怎样因为冰雹在一夜之间颗粒无收时，不禁令人发问，为什么这些碳排放最少的人，却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最严重的？

　　王彬彬认为，应该为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的，是发达国家。形象地说，就像一家子里的弟兄，老大做了错事，就应该认错，应该补救，其他兄弟愿意帮忙是情义，不帮忙也无可厚非，不能硬性强迫所有兄弟一起承担。王彬彬说，在几万人的贝拉会场内，排在“气候变化”这个热点词汇之后的恐怕就是“CHINA”，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做，做什么，我们自己心里是最有数的。

　　“大牌”专家现身

　　针对中国在会场上受到的种种质疑，中国专家团与政府代表团在自己的“新闻室”做出反击。中方此次特地设立了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CICC），每天最少都有三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顶级专家和政府高层就中国路线和政策进行讲解。在国内极难有时间坐下来详谈的那些专家一讲最少就是一小时，例如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等。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开记者会时，左顾右盼后惊奇发现，COP15把整个北京负责国际关系报道的记者都召唤到了哥本哈根，设想如若在此事上“失声”，对于常常“对飙”的媒体记者而言真是莫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