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言

　　 12月8日下午，北京风大，室外的温度降到零下四度。

　　 而对于在北京嘉里中心主持“幸福启示录——GNH主题沙龙” 的梁冬来说，这是个温暖的下午。因为，从来没有哪一个时刻，中国人能像现在这样，把幸福当作一个国民大事件进行讨论。

　　 对一个国家而言，以GDP为指标创造的经济财富，就能换来国民的幸福感吗？对个人而言，收入提高后，幸福就会来敲门吗？对企业而言，创利增加后员工就能感到快乐吗？如何实现全民幸福感的提升？就在全世界为GDP你追我赶的时候，喜马拉雅山中的小国不丹已经推行GNH（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长达30多年。这个人均GDP仅一千多美金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不丹的这套GNH体系，最早是由不丹王国的前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几个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在这个体系中，健康水平、财富收入、教育供给、家庭关系、工作、个人自由等都成为考量国民幸福程度的指标。

　　 GNH的中国意义

　　 其实， 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也已经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

　　 但是，在中国，直到现在大部分国民才刚刚开始真正了解到GNH的含义。

　　 “不丹绝不是以培养百万富翁为目的。”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说，“GNH的概念旨在为个人提供条件以获得健康和良好教育，有效地平衡生活和工作，还有弹性的生态、生机勃勃的文化、富有活力的社区生活、体面的生活水平以及健康的精神幸福。”这位不丹国王的“国师”如此解释他对GNH的定义：这个概念是用来衡量人类综合和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它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达到全人类的幸福。GNH涉及生活中的9大领域，有72项指标，一般理解为除收入之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对于社会构成和国情更为复杂的中国，GNH具有怎样的意义？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言，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性的里程碑。”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程国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这位科学院院士一直致力于在中国推行“国民幸福指数”。2005年两会期间，他曾经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目前，程国栋的研究小组已经在着手主观幸福理论及其初步的实证研究。

　　 中国离全民“幸福”还有多远？

　　 今年9月，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数调查结果中，丹麦以4.24的得分排名第一，美国以得分3.55排名第16，日本以2.24分排名第43，而中国则以1.64分位居第54。GDP较高，但GNC起步较晚的中国，到底离“全民”幸福还有多远？

　　 “我在不丹了解到的一个很有趣的指标是，人们是否愿意在没有经济利益的情况之下帮助别人。当幸福变成国家指标的时候，我们对应的想到另一个概念，就是GDP。除了GDP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呢？例如，我们能不能睡一场安稳的觉，能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吃一顿没有效率的饭。这些，就是涉及到关于国民幸福指标的话题。”曾经去过不丹的北京太美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梁冬说，“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国民幸福’其实已经发展成为非常严格的概念，它关于社会创新，社会平等、义务教育、心理健康等等。在中国，把幸福变成一系列可衡量的指标，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而对于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而言，中国与不丹有着不同的社会情况和社会组成体系。在中国推行国民幸福指数，比在不丹推行国民幸福指数，更加复杂。“中国不是不丹，中国也不可能变成不丹。中国有13亿人口，仅仅是满足每一个人吃饱穿暖、能洗澡这样简单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困难。而相比中国，在不丹实现这些条件，其实更加简单。”格非说，“所以，在中国推行国民幸福指数体系，不能直接借用不丹的，还需要许多再创新和尝试。”

　　 “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GDP的增长已经成了唯一的目标。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我们现在所提的和谐社会，没有硬性指标，很难确定这个社会是不是真正达到了和谐。于是，我们就要用‘幸福指数’来具体衡量了。”在程国栋院士看来，构建核算国民生活幸福的体系，将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但这个体系将为政府提供一套行为指标，并提供对社会福利更为准确的衡量标准，政府从而可以据此确定最大化国民幸福所要采取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