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伶

　　 不丹国“国师”卡玛·尤拉第一次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身后是那张绘满了动物、山川与河流的图画。这张看上去与中国青海唐卡相似的绘画，其实是他用以解释不丹“GNH”体系的“图表”。在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学者总是带着微笑，不厌其烦地解释GNH在不丹的推行方式、推行幸福指数的意义。

　　 《21世纪》：您曾经提及，自不丹提出GNH这个概念，已经有三十余载。但同时也指出，不丹开始真正推行幸福指数这个系统，才6年多。为何GNH的概念在不丹经过这么多年才得以推行和实现？

　　 卡玛·尤拉：不丹前国王热米·辛耶·旺查克第一次提出“在全国民众中推行幸福指数”，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丹不能失去国民丰富的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幸福感。因此，人们需要评估，推动新世纪前进的剧烈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的萎缩，急速发展的社会与经济自动化——将对未来的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全球资本主义和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是否会让人们更加不快乐，是否会增加人生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主张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

　　 但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他的这个主张。反对的一派认为，国民在精神上的满足感，很难用数据和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和一个完整的系统，国王如何用政策来关注幸福，只是一句空话。

　　 支持派与反对派之间的讨论持续了很多年。在这些年间，支持派和不丹研究院不断地将国王的想法细化和完善，从而创造出一个缜密的系统，用以衡量国民生活的幸福程度。打造这样一个系统很不容易，需要考察国内外许多相关数据。任何一个自称为可以让人幸福的政策或者是概念，都应该是非常全面，能包罗万象的。它应该适用于全球任何一个人，能够涵盖人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所以，直到2002年，我们才开始推行GNH体系，并在经过4年的尝试和改善后，于2006年开始全面推行完整的、新的GNH系统。

　　 《21世纪》：作为曾经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学者，您为何选择回到不丹工作和生活？另外，您为什么致力于推行GNH？

　　 卡玛·尤拉：我出生在不丹的农村。我小时候，不丹的教育情况很糟。那时，学校不仅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孩子们和教师在住在同一间农舍里。直到我长大后，不丹的教育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也没有大学。所以，1982年，我申请去伦敦牛津大学留学。

　　 当我第一次去伦敦时，这个国家给我很大的冲击。这里有完善的购物环境、发达的交通体系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群。我从牛津大学申请到的奖学金，在购买了简单的必需食物之后，便一文不剩了。对于当时生活窘迫的我来说，我不曾享受到这个社会的“富足”，反而发现了这个发达国家城市居民中的许多问题。

　　 伦敦是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首都一样。现在全球大约有50%的人口是生活在城市里面。还有人很乐观地预测说，未来全球还会有超过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里。但城市的人口越多，事实上人均对于生态的影响也就越大。人们吃到的食品所需要运输的距离更长，对于能量的消耗也就更大。

　　 同时，发达国家城市居民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可以与家人朋友分享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在伦敦的这些感受，让我不愿意在国外继续生活下去，我想要回到不丹的纯净生活中，与自然更亲近地生活在一起。

　　 想到伦敦和其他国际都会城市的现状和未来，我不希望不丹的未来生活步其后尘，于是开始和研究院的同事共同策划和设计GNH的体系：如何将国民幸福指数量化，以及如何真正实践当中实施，这种实施不仅仅限于政府层面，同时包括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如何履行这样的理念。在国民幸福指数当中，我们一共有72个指标，这72个指标将最终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数字。但如何确定这72个指标，花费了我们数年研究时间。

　　 《21世纪》：您前面提到了不丹曾经落后的教育体系和物质方面的不发达，您认为这些是否也是影响幸福感的元素？

　　 卡玛·尤拉：如今，不丹的教育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有两个女儿，一个三岁，一个九岁。九岁的女儿正在廷布（不丹首都，Thimphu）的学校就读，她过得很开心。

　　 不丹人在10年前，才开始使用电视，现在也有年轻人开始上网。这些年轻人看到了国外的演出和电视节目后，便希望自己能生活在国际大都市里。但是，我不喜欢看电视。电视会带来很多信息，但是对我而言，有许多信息是无用的。与其在看电视、接收无用信息上浪费时间，不如自己坐下来好好思考，认真冥想。

　　 幸福到底是什么？在西方文化以及文学中，幸福是以比较为基础的，要么和去年的自己相比，要么可以和邻居相比。这种幸福关系是以竞争为基础的，但是我们认为幸福它事实上指的是一种和谐生存的状态。根据新经济学的理论，我们的幸福很多的情况下是来自于外部对于我们感官，眼耳口鼻的刺激带来的感觉。这样就意味着它会促成生产和消费。但事实上它却没有考虑到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来源于你的内心，对于自己的控制，来自于理想。在西方，许多人认为幸福感和满足感完全是个人的事情，是孤立的，并且以自我为中心，但事实上，幸福感也来自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在我看来，生活中有许多付出毕生精力和激情去追寻的东西，最终还是会化为零。所以，常常考虑一下这个终极结果，我们会找到如何通往幸福感的路。

　　 《21世纪》：听说您曾经两次患上癌症，您是如何度过这个艰难时期的？ 这个时期中的个人体悟，对于您进一步在布丹推行和完善GNH系统，有何启示？

　　 卡玛·尤拉：我曾经在2年时间内差点死过2次。但是，这样的经历还是让我获益匪浅。我是不丹人当中，做过手术次数最多的一位：我一共做了六次手术。在恢复健康之后，我更加意识到时间宝贵，因为我剩下的每一天都是赢来的。同时，我得到的另一个教训，便是不要把任何东西看得太重，珍视当下的每一天。这场大病让我变得比生病前更加谦逊，更加谦卑地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希望能够在不丹推行死亡教育，事实上，任何国家都应该推行这样的教育。这是我们在目前的教育体系当中学不到的。对于死亡的体悟，其实非常重要。经常去墓地看一看，这样能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想象死亡，想象不存在。人们对于死亡和衰变，总有与生俱来的恐惧。但体悟死亡能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生和人性，从而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