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

　　 我很欣赏不丹推行的这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倡议。它让我想起1901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印度写的《大同书》，其中，康有为以《礼记·礼运》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核心，结合佛教对于“众生苦”的思索，通过反思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包括“大同”、“小康”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依然还在用着。

　　 但在中国推行幸福指数任重而道远，这首先是与我们世界观的变化有关。

　　 我们不妨看一下除我国以外出版的世界地图，就会发现那些地图大部分是以欧洲和美洲为核心的，而亚洲和非洲则处于地图的边缘，中国处于这种直观图示的“远东”，不丹这样的国家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位置了。我们知道，这种描述世界的方式，是在欧洲发现美洲之后奠定的，或者说由此奠定了一个欧美主导的、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这种世界观与亚洲意义上的“世界”是不同的，比如汉语里的世界，是从佛教“大千世界”的说法中来的，在佛教的意义上，世界是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向四周延伸的空间，亚洲被称为瞻步洲，如果从佛教的世界观来看，位于瞻步洲的中国、印度、当然也包括不丹和尼泊尔，都处在很核心的位置，从后一个视野看去，那个16世纪以后形成的欧美主导的世界反而是很不自然的。我觉得无论当年的康有为也好，今天的卡玛·尤拉也好，都具有这种从世界屋脊的角度，去反思漫长的16世纪以降逐渐形成的欧美主导的世界观的自觉，而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大众往往没有、或者缺乏这种文化自觉。

　　 当然，不丹的国土面积不大，地形地貌以及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其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卡玛的一些观点可以作为我们国家发展西部的参考，比如说，那些区域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当丰厚，但GDP都很低，与其让西藏、云南追赶上海的GDP，不如发挥其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长处，走一条适合西部地区的自主的发展道路。

　　 不过，他的主张也有缺点：就是他的角度更偏向佛教，有一概节制人们欲望、特别是物质欲望的成分，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多是从儒家学派而来，儒家肯定人的欲望和要求，特别是大多数下层百姓的欲望的满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这种儒家大同理想的体现。然而，卡玛能从终极、死亡的角度对“欲望社会”进行批评和反思，他的方案也补充了一些现代社会的内容，特别是重视了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也强调了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性，强调从下层农民、集体、社会共同体乃至全人类的角度，而不是从孤独的个人的角度去思考人生的价值，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在中国，原封不动的照搬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切实际的。要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就必须改变生活方式，而改变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改变观念，但是，“追求富强”、“优胜劣败”，竞争淘汰，这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牢固观念，要改变一个“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残酷竞争社会，这非常难。比如，美国两亿多人，却占有着世界一半以上的资源，这当然不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状态下做一个美国人，不仅仅不值得骄傲炫耀，而且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正如在我们这里，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上学还很困难，可是打开新闻，到处都是明星们在炫耀富贵，但是，人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目前，幸福指数的衡量标准和具体措施，首先比较适合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一概地说西部落后是不对的，因为那里有“两多一少”的特点。西部地区的文化资源相当丰富，而像云贵川地区，自然景观十分美丽，同时这些地方的经济又欠发达，借鉴卡玛提出的一些做法比较合适，那就是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文化和环境的建设，而不是资本开发上。在西部，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和不丹类似的现象，就是人们的人均收入虽然不高，但人们心灵淳朴、人生充实、有节有庆、重情重义，可见以文化为资源，重视文化和自然的保护和建设，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是切实可行的。比如，如果不是按照GDP来排队，而是让东西部分别按照适合自己的模式发展、走自己的路，我们很难说像重庆这样的西部城市，就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最近重庆提出的“五个重庆”的实践，把住房、环境、治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就反而值得东部地区学习，通过这种互相学习，才能走出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另外一个方面，推行幸福指数这种衡量方式，就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公共事业建设，目前的社会危机也促使我们这样做。举个例子，也许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前，还没有多少人会怀疑美国的一套经济体制和生活方式，然而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大家开始对美国整个经济体系进行一系列的反省和反思。同样道理，只有在我们社会面临着一些危机，刺激和压力之后，才会意识到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等等，唯有这样，改变和新探索才会产生。当然，我国是人口大国，发展GDP的确是当前要务。因为只有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上去了，才能真正有财力、有能力去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等一系列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欧洲有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大力重视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并普遍推行国民幸福指数衡量标准等等，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已经成熟，反回头来再重视自然和文化也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过程。所以，不是不要发展，而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谋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

　　 虽然文化的差异和人口问题导致了我们无法照搬不丹的做法，幸福指数这种衡量标准却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现在中国有的发达地区和沿海城市已经开始引进“幸福指数”这个观念，作为除了GDP，GNP这些衡量财富的标准，幸福指数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很大程度上反映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毕竟GDP反映的仅仅是一个数字，反映的是各级政府财力的增长，而幸福指数的概念，能够切实落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大家生活满意度的反映：假期，工资，住房，交通和税收等等，这才是老百姓日常最为关心的问题。把幸福指数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出发点不是简单的政府增加税收和财政，而是政府尽可能地有效利用手里的资源，为人民办了哪些实事。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固然是国民财富的反映，但是，如何分配财富，特别是政府利用手中的财富为人民提供公共性的产品和服务，例如医疗，健康，教育，文化，交通运输，这就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更是人民政府性质的反映。因此，所谓幸福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感受，唯一判断幸福不幸福的人是自己——这乃是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的糊涂观点。在现实中，幸福取决于是政府所提供的与社会福祉相关的服务，取决于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这也就是所谓“执政能力”的最核心内容。

　　 （韩毓海，现任北京大学教授。本文由韩毓海口述，刘婕整理。）